。赋税的数额一经奏报核定，就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此外，大历年间的供军钱、进奉钱等名目，既然已经并入两税之中，如今却在两税之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朝廷能够稍加调整减免，以挽救凋敝残破的时局。”
第二：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的计税额度，不计算缗钱的数额，大略说：“凡是国家的赋税，必定要考量百姓的承受能力，根据当地的物产来制定。因此赋税的收入，只有布、麻、丝织品和各种谷物罢了。古代圣王担心物品的贵贱失去平衡，百姓的交易没有标准，又制定了货币制度，来调节物价的涨跌。货币的聚敛和散发、紧缩和放宽，都必须以此为依据。掌握货币的大权，是国家的重要利权，应当由官府掌管，不能交给下面的人。如此看来，谷物和布帛，是百姓生产的；而钱币货物，是官府铸造的。因此本朝颁布法令，租税缴纳谷物，庸税缴纳绢帛，调税缴纳丝织品、绵和布，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钱，却以钱作为赋税征收名目呢！如今的两税法，唯独与旧时的典章制度不同，只根据资产的多少划定等级，就用缗钱和谷物确定税额。征税时临时折算成各种杂物，每年征收的物品名目变化很大。官府只考虑如何征税才便利有利，却不考虑百姓供应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征收的物品，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所生产的物品，又不是官府所征收的。于是百姓有的不得不抬高价格，去购买自己没有的物品来缴纳赋税；有的不得不压低价格，卖掉自己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钱财。这样一增一减之间，百姓的财产已经损耗了很多。希望朝廷核查各州最初实行两税法时所缴纳的绢帛布匹，核定当时的价格，再比照现在的市价，价格偏低的就适当提高，价格偏高的就适当降低，斟酌确定一个适中的价格。总计应当征收的缗钱数额，折算成固定的布帛数量。”又说：“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取用时有限度，使用时有节制，物产就常常会充足；取用时无限度，使用时无节制，物产就常常会匮乏。物产的丰收与歉收取决于上天，而使用物产的多少则取决于人。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用度，总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确定支出的数额。即使遭遇灾荒，百姓也不会陷入穷困。等到治理教化衰败之后，情况就恰恰相反，变成根据支出的数额来确定收入的数额，不顾及国家是否拥有足够的物产。夏桀拥有整个天下，却仍然财用不足；商汤只占有七十里的土地，却财用有余。这说明财用的充裕与短缺，关键在于是否节制罢了。”
第三：论述地方长官把户口增长、赋税增加、土地开垦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大略说：“担任地方长官的人，很少能推心置腹、换位思考，体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之意。他们交替施行小恩小惠，争相引诱奸猾之徒。把侵夺邻境的人口当作自己的才能，把招纳流亡的百姓当作自己的政绩。舍弃故土、迁居此地的百姓，既因为是新归附的人口而得到减免赋税的优待；来去不定、四处漂泊的百姓，又因为声称要恢复旧业而受到照顾。唯独那些留恋故土、安居乐业、自始至终不曾迁徙的百姓，官府对他们的役使日益繁重，征收的赋税日益增加。这就使得安心定居的百姓，常常要为懒惰游荡之人承担赋役。这与驱赶百姓四处迁徙、教唆百姓轻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因为地方长官不能宽宏通达，各自偏袒自己所管辖地区的过错啊。”又说：“制定法令来规范百姓，时间久了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治理法令的人如果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维护、调整和变革，那么奸巧伪诈的行为就会滋生，常常会借着奖惩的名义蔓延开来。恳请陛下明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政绩的标准。如果在某个官员管辖的地区内，人口日益增多、生活日益富足，核定的赋税额度有盈余，就允许他根据户口的数量平均减免赋税，并将减免赋税的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等级的依据。将该地区应当缴纳的赋税总额进行通算，每户减免十分之三的，定为上等政绩；减免十分之二的，定为次等政绩；减免十分之一的，定为再次一等的政绩。如果该地区人口大量流亡，就加重对现存户口的赋税征收，其考核政绩的等级和惩罚的办法，也按照上述标准执行。”
第四：论述征税的期限过于紧迫，大略说：“设立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物，是为了资助国家。圣明的君主不会为了丰厚国家的资财，而去损害养育百姓的根本。因此必定要先顾全百姓的农事，再借用他们的闲暇劳力；必定要先让百姓家家户户自给自足，再征收他们剩余的财物。”又说：“养蚕的农事刚刚开始，官府就已经征收缣帛赋税；耕种的农活还没有结束，官府就急忙征收谷物租税。上级官府的督责既严厉紧迫，下级官吏的催逼就越发凶暴。有粮食和布帛的百姓，急于变卖财物，结果耗损了一半的价值；没有粮食和布帛的百姓，只好向人借贷，结果要付出加倍的利息。希望朝廷重新详细制定征税的期限。”
第五：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设立义仓，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大略说：“古时候所说的国家要有九年、六年的粮食储备，是为天下所有的官民百姓统筹计算的，本来就不是只让官府的粮仓充实，而不顾及百姓的生计。前不久有关部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