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可的。等到群臣一旦受到斥责，往往终身不再被录用。德宗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人，却得不到敦厚朴实的人才。人才的选拔任用艰难，众多有才干的人都被埋没闲置。陆贽上奏劝谏，大略说：“提拔任用官员，是为了勉励他们建功立业；贬黜罢免官员，是为了惩戒他们的过错。这两种举措交替使用，其中的道理就像循环往复一样。得到提拔的官员如果犯了过错，就应当予以惩戒；受到惩戒的官员如果改过自新，就应当重新提拔任用。这样既不违背法令，也不会埋没人才。即使对细微的过错也必定加以惩戒，但任用人才的渠道却不会匮乏。因此能够使遭到贬黜的人刻苦自励，以求重新得到任用；使得到提拔的人警惕谨慎，恪守职责。君主没有对人才的滞留疑虑，臣下也没有心怀怨恨的积蓄。”又说：“圣明的君主不会仅凭言辞就评判一个人，不会仅凭主观意愿就选拔士人。如果君主喜好贤才却不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喜欢听动听的言辞却不检验他们的实际行为，官员的升降任免都取决于君主的爱憎之情，人际关系的亲疏离合都维系于政见的异同，这就如同舍弃墨斗和准绳，却凭主观意愿来判断木材的曲直；抛弃秤杆和砝码，却用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即使评判得十分精细，也不可能没有差错。”又说：“中等以上的人才，各有各的长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他们的才能，授予他们合适的官职，使每个人都能顺应自己的天性，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大家齐心协力成就功业时，也就和全才没有区别了。关键在于君主能够明察秋毫、胸怀大度，驾驭人才得法罢了。”又说：“因为一句话说得合乎心意，就认为这个人有才能，却不核查话语的虚实；因为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认为这个人有罪过，却不考究他的忠诚与奸邪。对那些言辞合乎心意的人，就授予他们超出其能力的重任，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妥当；对那些办事违背意愿的人，就加以严厉的惩处，不顾及他们的苦衷。因此在职务范围内，官员们难以成就功业；在君臣之间，没有确定不变的名分。”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陆贽又请求朝廷调整、节制财赋税收，一共提出六条建议：
第一：论述两税法的弊端，大略说：“按照旧时的制度，赋役的征收办法分为租、调、庸三种。成年男子一人分得一百亩田地，每年缴纳二石粟米，这叫做租。每户人家根据当地的出产，缴纳二丈绢、绫或者絁，外加三两绵；不养蚕的地区，缴纳二丈五尺布，外加三斤麻，这叫做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服劳役，如果不愿服役，就可以用缴纳绢帛来代替，每天折算成三尺绢，这叫做庸。天下一统，法令制度整齐划一，百姓即使想要迁徙流亡，也无法隐藏行迹。因此百姓没有动摇离散的心思，而国家的事务则有固定的规制。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扰乱华夏，百姓流离失所，户籍版图因百姓避难而残缺不全，赋税制度因供应军需而遭到破坏。建中初年，朝廷整顿各项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所推行的新法却完全背离了租庸调制的本意；知道应当简化赋税，但所采取的措施却没有抓住要领。大凡想要革除弊端，就必须穷尽弊端产生的根源。如果是时局造成的弊端，就只需针对时局进行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就应当彻底改革制度。只有所采取的措施得当，以往的悔恨才能消除。自从战乱爆发以来，军需供应没有限度，这是时局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然而朝廷却仓促废除租庸调制，派遣使者到各州郡，搜寻核查户籍账簿，以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那一年的数额，作为两税法的固定税额。财富的产生，必定要依靠人力，因此古代圣王制定赋税，必定以成年男子为根本依据。不因为百姓致力于农耕就增加他们的赋税，不因为百姓停止耕种就减免他们的租税，这样百姓耕种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不因为百姓积累产业就加重他们的征敛，不因为百姓流离他乡就免除他们的调税，这样百姓就会安心定居；不因为百姓勤勉努力就加重他们的劳役，不因为百姓懈怠懒惰就免除他们的庸税，这样百姓就会尽力劳作。做到这些，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竭尽全力地生产。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产作为征税的依据，不以成年男子为根本。制定此法的人竟然没有想到，资产之中，有的藏在胸怀、口袋里，物品虽然贵重，但别人无法窥见；有的堆积在场院、粮仓里，价值虽然低廉，但众人都认为这些人很富有；有的是流通增值的货物，数量虽然不多，但每天都能收取利润；有的是房屋、器具等资产，价格虽然昂贵，但一年到头都没有收益。诸如此类的情况，种类实在繁多。如果一概按照数额折算成缗钱征税，势必会导致税负不公、滋生奸伪。因此，那些持有轻便资产、乐于迁徙流亡的人，常常能够逃避徭役赋税；而那些专心务农、置办产业的人，却往往被繁重的赋税所困扰。这是在诱导百姓做奸邪之事，驱使百姓逃避徭役。百姓的劳力因此不得不松弛，国家的赋税收入也不得不出现短缺。再加上两税法刚开始制定时，朝廷不致力于税负的公平合理。各地供应军需、进献财物的情况有繁简的差异，地方官员的能力有高低的不同，因此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者，意见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