纥吊唁，登里可汗态度傲慢，不行藩臣之礼。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可汗，称中原物产丰富，现在趁着唐朝国丧出兵攻打，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登里可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发动全国兵马入侵唐朝。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可汗的堂兄，他劝谏说：“唐朝是大国，我们此前曾在唐朝边境俘获数万羊马，可以称得上是大获全胜，但路途遥远、粮草匮乏，等到撤军返回时，士兵们大多只能徒步行走。如今发动全国兵马深入唐朝腹地，万一不能取胜，我们又能回到哪里去呢！”登里可汗拒不采纳。顿莫贺达干趁着回纥百姓不愿南侵的人心，起兵诛杀了登里可汗以及两千名九姓胡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毘伽可汗，派遣大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一同入朝觐见，愿意做唐朝的藩臣，他还剪掉头发，等待唐朝的册封。乙卯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封顿莫贺达干为武义成功可汗。
秋季七月丙寅日，邵州贼寇首领王国良投降。王国良原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派他驻守武冈，抵御西原蛮的侵扰。辛京杲贪婪残暴，王国良家境富裕，辛京杲便罗织死罪陷害他。王国良十分恐惧，占据武冈县城发动叛乱，与西原蛮勾结，聚集一千多人，四处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的地区，都遭受了他们的祸害。朝廷下诏命令荆南、黔中、洪州、桂州等道合兵讨伐，连年未能攻克。等到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驱使疲惫的百姓，讨伐心怀反叛的人，这并非妥善的计策。”于是他写信给王国良，信中说：“将军并非胆敢叛乱，只是为了保全性命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到辛京杲的诬陷，我已经承蒙圣朝洗刷冤屈，又怎会忍心再对将军动用武力呢！将军遇到我，如果不尽快投降，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又惧，派遣使者请求投降，但仍然犹豫不决。李皋于是假扮成使者，只带了一名随从，骑马跋涉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外，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李皋，特地前来接受你的投降！”营中士兵全都大惊失色。王国良急忙出门，迎接拜见李皋，请求治罪。李皋握着他的手，与他结为兄弟，随后下令将所有攻城和守城的器械全部烧毁，遣散部众，让他们回乡务农。朝廷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过，并赐名“惟新”。
辛巳日，德宗遥尊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荆南节度使庾准迎合杨炎的旨意，上奏诬告忠州刺史刘晏，说他招募州兵，想要抗拒朝廷命令，杨炎从旁作证，坐实了刘晏的罪名。德宗秘密派遣宦官前往忠州，将刘晏缢杀，己丑日，才正式下诏赐刘晏自尽。天下人都为刘晏感到冤屈。
起初，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几年间，全国户口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很多州县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府库因此消耗殆尽。中原地区变故频繁，戎狄每年都侵犯边境，各地驻守重兵，军费全都依赖朝廷供给，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这些都依靠刘晏办理。刘晏起初担任转运使时，只负责陕东各道的漕运事务，陕西各道则由度支掌管，到了晚年才兼管陕西漕运，但不久后就被罢职。刘晏精力充沛，富有智谋，善于灵活变通、调剂物资有无，将漕运和财政事务处理得精妙至极。他常常以优厚的报酬招募擅长奔跑的人，设置驿站，让驿站之间相互联络，专门探报各地物价，即使是遥远的地方，不出几天，物价信息也能传到转运使司署，因此他完全掌控了调节物资贵贱的权力，既为国家获利，又让天下百姓免受物价暴涨暴跌的困扰。刘晏常常认为：“办理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因此一定要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加以任用；至于核查账簿文书、收支钱粮等事务，即使再琐碎，也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胥吏只负责书写公文，不许他们随便发表意见。”他还常说：“读书人如果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人唾弃，因此他们看重名声胜过利益，大多清廉自律；胥吏即便廉洁奉公，最终也无法获得显贵的地位，因此他们看重利益胜过名声，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能够推行这些做法，其他人效仿，最终都无法比得上他。他的下属官员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奉行他的指令也如同在他面前一般，日常起居和言语谈吐，都不敢有丝毫欺瞒。当时有权势的显贵，有时会将亲友故旧托付给刘晏，刘晏也会答应，但只会给他们相应的俸禄，按照资历正常升迁，却从不让他们掌管具体事务。他手下掌管盐场、粮仓等重要职位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的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事务而颇有声望的人，大多是他过去的下属。刘晏又认为，人口增多，赋税收入自然就会增加，因此他治理财政总是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他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个月，就将所辖州县的雨雪、丰收或歉收情况上报转运使司署；丰收时就高价收购粮食，歉收时就低价卖出，有时还会用粮食换取各种杂货，供给官府使用，或者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知院官一旦发现有歉收的苗头，就提前上报，说明某个月份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个月份需要救济多少灾民，到了预定时间，刘晏不等州县官员申请，就上奏朝廷，立即施行，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