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手中紧握着那片新纸样本，指腹反复感受着其平滑坚韧的质地，眼中的兴奋光芒愈发炽盛。
他抬头看向李逸尘，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先生！此纸既成，成本大降，产量可增，当下第一步，便是要动用所有能调集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印制书籍！”
“此乃提升教化之功，开启民智的千载良机！”
他话音洪亮，显示出内心强烈的冲动与期待。
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他作为储君，可以切实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其影响力将远超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
李逸尘面色平静如常，并未因太子的激动而有所波动。
他微微颔首，表示认可这个方向，随即开口，声音平稳而清淅，切入具体执行层面。
“殿下有此远见，臣深以为然。”
“然则，书籍种类浩如烟海，印制需分先后缓急，资源亦需集中使用。”
“敢问殿下，首批欲印制何种典籍，以何为先，以何为次？”
他的问题直接而关键，将李承乾从宏大的愿景拉回到具体的选择上。
李承乾闻言，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显然胸中已有定见。
他向前迈出一步，站定在李逸尘面前，屈指数来，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带着明确的分量。
“学生已思虑过。首要，当为我大唐皇室尊崇之根本，《道德经》及其权威注疏，必须位列第一。”
“其次，乃孔子所定，维系人伦纲常之《五经》——《诗》、《书》、
《礼》、《易》、《春秋》，以及必要之传、注。”
“再次，关乎治国选材之《论语》、《孝经》，此乃士子必读，百姓亦需知晓其大义。”
“最后，佛教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心经》等流传甚广者，亦需择要刊印，以示朝廷对佛法之尊重。”
他一口气将道、儒、佛三家的内核经典都点了出来，顺序清淅，主次分明。
这个选择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深深植根于大唐立国以来的基本国策，以及当前政治现实的需要。
李逸尘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他沉默地点了点头，这个选择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太子这个决定，绝非单纯出于个人喜好或简单的文化推广。
其根源，在于自高祖李渊皇帝时期便定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串行，即“先道，次儒，末佛”的基本国策。
高祖皇帝李渊在晋阳起兵时，便充分利用了“老子李耳后裔”的身份。
他宣称自己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子孙，以此争取门阀士族和民间信仰的支持，为夺取天下提供合法性依据。
武德八年，高祖皇帝正式下诏，明确规定三教次序。
“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这道诏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道教在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儒家次之，佛教则位列最后。
其根本目的，在于神化李氏皇权，将君权与道教始祖直接关联，赋予其“君权神授”的色彩，使其超越寻常帝王，更具神圣性与不可挑战性。
当今陛下李世民，对此国策的推行更为深入和系统。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再次以强力行政手段重申和强化了这一顺序。
诏书中明确写道：“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
此举不仅是对高祖政策的继承，更是李世民基于自身统治须求的巩固。
李世民大力推行此策，原因有多重。
首要者，仍是延续并强化李氏与老子血脉相连的政治叙事，巩固皇权神圣性。
其次，道教思想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与贞观初期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的国策有相合之处。
其三，通过抬高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
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影响国家赋税和兵源。
前朝过度崇佛带来的弊病，李世民深以为戒。
其四，儒家思想毕竟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君臣父子关系的根本，不可或缺，故位列第二。
既保证了国家运转的伦理基础，又不会动摇道教在政治像征意义上的独尊地位。
其五，佛教在民间影响深远，完全压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故给予其一定生存空间，但明确其“客位”，防止其干预政治、挑战皇权。
因此，太子此刻决定首批印制的书籍顺序，完全遵循了这一自开国便确立、
并由当今陛下强力维护的国家策略。
先印《道德经》，是彰显皇室根本，强化统治合法性。
次印儒家五经及《论语》、《孝经》，是巩固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的内核基石。
最后择取部分佛经，则是体现朝廷对现有宗教信仰的包容与控制，维持三教平衡，避免社会矛盾。
这每一步，都紧扣国策，符合李世民心意，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无可指摘的选择。
这些念头在李逸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