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只听一个人的话会产生奸邪，只信任一个人会导致混乱。’秦二世委托赵高，元后托付王莽，赵高指鹿为马，难道还能效仿吗？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呢？‘刻意挑剔’，又是指什么事呢？官署、府邸、店铺等，哪些应该废除？哪些应该削减？哪里的建造工程不是急需的？哪里的征收赋税可以缓办？请你分别列出具体事情，详细上奏给我！富国强兵的方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少徭役的适宜做法，都应该一一列出！如果不具体列出，就是欺骗朝廷。我等待着你的再次上奏，会重新阅览，交给尚书省，向天下颁布，希望能看到革新的美好景象，再次出现在今天。”贺琛只是谢罪而已，不敢再说话。
梁武帝致力于孝道、教化、慈爱、恭敬、节俭，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阴阳学、占卜、骑马射箭、音律、草书隶书、围棋等，没有不精通的。他勤于政务，冬天四更天结束后，就起身处理政事，双手接触冰冷的笔墨，都冻得开裂了。自从天监年间采用佛教的方法，长期素食，断绝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只有菜羹和糙米饭而已，有时遇到事务繁忙，到中午才漱口充饥。他身穿布衣，使用木棉做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后宫从贵妃以下，衣服都不拖到地上。他生性不饮酒，除非是宗庙祭祀、大型宴会以及各种佛教仪式，从未演奏过音乐。即使在昏暗的房间里，也总是整理好衣冠，即使在炎热的盛夏小坐，也从不袒胸露背。对待宫中的小臣，也如同对待贵宾一样。然而他对士人过于宽容优待，地方长官大多搜刮百姓，朝廷使者侵扰郡县。又喜好亲近任用小人，并且十分苛刻挑剔。建造了很多塔庙，公私财物都受到损失。江南长期安定，风俗日益奢侈糜烂。所以贺琛的奏书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梁武帝厌恶他触及实情，因此大怒。
对此，司马光说：梁高祖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啊！君主听取和采纳意见的失误，在于过分关注琐碎之事；大臣进献建议、规劝君主的弊病，在于过于繁杂琐碎。因此，英明的君主坚守治国的关键要道，来驾驭纷繁事务的根本，忠臣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来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这样一来，君主不劳累却能取得长远的功效，进言简明扼要却能带来很大的益处。看贺琛的劝谏，也没有达到急切直率的程度，而梁高祖却已经勃然大怒，维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追问贪婪残暴官员的姓名，责问劳民伤财的具体条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困扰他，用必须深究的言辞责备他。梁高祖把自己素食的节俭当作大德，把日落时分还在操劳当作最好的治理，认为君主之道已经完备，没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群臣的规劝，都不值得听取。这样一来，那些比贺琛的劝谏更加急切直率的话，谁还敢进献呢！因此，奸佞之人在面前却看不见，重大的谋略失误却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险，国家覆灭，祭祀断绝，被千古之人怜悯嘲笑，难道不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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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推崇文雅，轻视刑法，从公卿大臣到各级官员，都不把审理案件放在心上。奸猾的官吏玩弄权势，滥用法律，贿赂公行，冤枉好人的事情很多。大致两年以上刑期的罪犯，每年多达五千人；被流放去服劳役的罪犯，要佩戴五种刑具，没有亲属担保的罪犯，要戴上手铐脚镣；如果生病，可以暂时解除刑具，从此以后，囚犯的待遇就有了优劣之分。当时王侯子弟，大多骄横淫逸，不遵守法令。梁武帝年纪大了，厌倦了纷繁的政务。又专心信奉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罪，就会一整天不高兴；有人谋反叛逆，事情败露后，也会哭泣着宽恕他们。因此王侯们更加骄横，有的在都城的大街上白天杀人，有的在夜晚公然抢劫，有罪逃亡的人，藏匿在王侯家中，有关部门不敢搜查逮捕。梁武帝深知这些弊端，但沉溺于慈爱之心，不能禁止。西魏东阳王元荣担任瓜州刺史，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元荣去世后，瓜州的名门望族上表请求任命元荣的儿子元康为刺史，邓彦杀死元康，夺取了刺史之位。西魏无法讨伐，便任命邓彦为刺史，屡次征召他都不来，邓彦又向南与吐谷浑勾结。丞相宇文泰因为路途遥远，难以调动军队，想要用计谋夺取瓜州，任命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秘密命令他图谋邓彦。申徽率领五十名骑兵出发，抵达瓜州后，住在宾馆里；邓彦见申徽只是一个单独的使者，便没有产生怀疑。申徽派人暗中劝说邓彦返回朝廷，邓彦不听从；申徽又派人赞成他留在瓜州的计划，邓彦相信了，于是来到宾馆拜见申徽。申徽事先与瓜州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人秘密谋划，在座位上逮捕了邓彦，斥责他的罪行并将他捆绑起来；然后宣读诏书，安抚慰问官吏和百姓，并且说“大军随后就到”，城中没有人敢乱动，于是将邓彦押送到长安。宇文泰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公元546年春季，正月癸丑日，杨瞟等人攻克嘉宁城，李贲逃奔到新昌的獠人部落中，各路军队停驻在江口。
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凉州，不接受替代，瓜州百姓张保杀死刺史成庆来响应他，晋昌百姓吕兴杀死太守郭肆，献出郡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