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是治世的标志；如果被陷害，那就是乱世的征兆。如今灾异频繁出现，正是因为谗邪当道。陛下常常多疑，任用贤能的人才后，如果遇到有人诋毁的情况，就轻易将他们罢退。陛下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就为奸邪之人打开了大门。希望陛下能够借鉴历史经验，效法尧舜、周公，远离秦、鲁的混乱，放逐奸佞小人，重用贤能的人才，这样才能消除灾异，实现太平盛世。石显在看到奏章后，想要陷害忠良的心思就更坚定了，同时也对刘更生等人更加恨之入骨了。
这年夏天，天气却异常的寒冷，太阳都黯淡无光。石显和许、史等人就趁机指责周堪、张猛等人处理政务不力。元帝虽然看重周堪，但也受到了众人言论的影响，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境地。
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出众受到元帝的宠幸，而他经常称赞周堪。元帝就把他召来，询问：朝中大臣为何对周堪的意见这么大？杨兴这人善于迎合，他敏锐的察觉到了元帝的疑虑，就顺着说：周堪在朝廷和地方都不受欢迎，我听说他与刘更生等人密谋诽谤皇亲国戚，大家都认为他该被处死，我之前上书为他求情，是为国家考虑。元帝又问该如何处置合适，杨兴就建议说：可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和三百户食邑，但不让他参与朝政，这样既能体现陛下对老师的恩情，又能避免麻烦。可他的这番话却让元帝对周堪更加怀疑了。
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刚直着称，却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因为在春夏季节拘捕犯人，被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为了报复，就上书控告周堪和刘猛。但是元帝并不认同他的控告，还下诏斥责他说：诸葛丰之前多次称赞周堪和刘猛，担任司隶校尉时却滥用刑罚、专横暴虐。朕实在不忍严惩，就将他贬职，可他却不知悔改，反而诬告他人。他的指控毫无证据，肆意诽谤，前后言行矛盾，实在不可信。朕念他年老，就免去官职，贬为庶人。同时，元帝还将周堪贬为了河东太守，刘猛贬为了槐里令，认为 “虽然可惜他们的才能，但也不得不做处理”。
司马光说道：诸葛丰对周堪、刘猛的先褒后贬，并非是为了朝廷的利益，想要铲除奸佞，而是为了攀附权贵，他与郑朋、杨兴这种人没什么区别，谈不上刚直。君主应该明辨是非、赏罚分明，若诸葛丰的指控属实，那就不应被贬；若是属于诬告，那周堪、刘猛又何罪之有？如今皇帝对双方都加以责罚，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评判标准何在。
贾捐之与杨兴关系好，贾捐之因为多次指责石显，所以迟迟得不到升迁，就很少能见到元帝，而杨兴却备受宠幸。有次贾捐之就对杨兴说：京兆尹的职位空缺，我若是能见到皇上，就推荐你，而你马上就能任职。杨兴也回应说：你的文笔天下无双，若是能担任尚书令，那肯定比五鹿充宗强得多。贾捐之兴奋地说：若是我能当上尚书令，你做京兆尹，我们二人一个掌管京城，一个统领百官，天下必定大治，人才也不会被埋没！但杨兴也不忘出言提醒：此时石显正得宠，皇上也非常信任他。如果你想升迁，就得先和他搞好关系。于是，两人就联名上书，极力称赞石显的美德，建议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并推荐他的兄弟担任要职；同时推荐杨兴担任京兆尹。石显在得知情况后，就向元帝告状。元帝就把二人抓进了监狱，还让石显去审理。完事后，石显就上奏说：杨兴和贾捐之心怀欺诈，互相吹捧，企图谋取高位，欺君罔上，罪大恶极！”最终，贾捐之被处死，杨兴则被剃掉头发戴上刑具，罚去做苦役。
司马光感慨道：君子用正道的手段去对抗邪恶之事，都未必能成功，更何况贾捐之用邪恶的手段对抗邪恶，怎能不招来灾祸呢？
这一年，朝廷将清河王刘竟改封为中山王，着手调整宗室的分封格局。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逐渐强大，塞外的猎物几乎被捕猎殆尽，如今的他已有足够的力量自卫，不再惧怕郅支单于，大臣们就劝他北归故土。一段时间后，呼韩邪单于率部北迁，失散的部众也纷纷回归，匈奴的局势也逐渐稳定了。
公元前 42 年，二月和六月，朝廷两次宣布大赦天下，希望能借此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国家安定发展。
二月，御史大夫韦玄成被任命为丞相，右扶风郑弘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二人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三月，天象发生了日食。古人认为日食是上天发出的示警，这引发了元帝和朝臣们对朝政得失的深刻反思。此时的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象变化的原因。匡衡就上疏分析说：如今陛下推行圣德，开创太平局面，多次大赦天下让百姓改过自新，这是天下之幸。但大赦天下之后，犯罪的现象却并未减少，这是因为引导百姓向善的方法不对。如今社会上的风气是贪财轻义、追求享乐、人情淡薄，若是不改变这种风气，即便陛下频繁大赦天下，也无法杜绝犯罪的发生。朝廷是天下的表率，朝廷的风气也会影响民间的风气。若是要改变现状，就应该让贤者居高位、能者任要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相互谦让，道德教化从内而外、由近向远传播，百姓自然会效仿向善。长安作为都城，应率先树立良好的风气。天人之间相互感应，善恶会引发不同的天象。如今陛下应当减少奢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