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危暐‘道德脑网络’的连接强度变化。黄色是五年前，蓝色是现在。可以看到，负责情感价值判断的腹内侧前额叶（vpfc）与负责理解他人心理的颞顶联合区（tpj）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增加了217。这个神经连接就像肌肉，用进废退。持续十年的亲社会思维和行为，真的重塑了他的大脑。”
司法部官员王婧提问：“那么，从神经伦理学角度，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认定：这个人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或者说，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改变？”
沈舟沉吟：“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从连续性的角度，他当然是同一个人——拥有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身体、相同的生活史。但从心理结构和行为倾向的角度，他的确变成了一个‘统计上不同于过去’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理解张坚最后那条短信时感受到的痛苦，和我五年前分析那条短信时感受到的智力兴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让我想避免造成更多痛苦，后者让我想设计更多实验。’”
“所以，”陶成文总结，“问题变成了：当一个犯下重罪的人，通过长期服刑和主动改造，其心理结构已经稳定转变为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状态时，监狱继续关押他的主要目的——惩罚、威慑、预防再犯——中，预防再犯的目的已经失效。那么，继续关押是否只剩下惩罚和威慑功能？而惩罚应该有时间限制吗？无期徒刑是否意味着直到死亡？”
会议室陷入沉思。这是一个触及司法哲学根本的问题。
这时，曹荣荣说：“申请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不是立即释放，而是启动‘有条件释放社会融合实验’。简单说，让危暐在严格监控下，逐步接触社会，测试他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表现。如果通过，再考虑减刑或假释；如果失败，则证明改造不彻底，继续服刑。”
“什么样的实验？”李正明法官问。
“一个为期一年的多阶段实验。”鲍玉佳解释，“第一阶段：在监狱开放区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每周三天，有监控。第二阶段：白天出狱工作，晚上回监狱，类似‘日间假释’。第三阶段：在指定社区居住，佩戴电子镣铐，定期报告。每个阶段都有详细的评估指标，任何一项不达标就退回上一阶段或终止实验。”
魏超冷笑：“然后呢？让他去社区做什么工作？教心理学？做社区顾问？那些被他害过的人，那些受害者的家属，看到他在社区里自由活动，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击中了要害。司法不仅是关于罪犯的改造，更是关于社会的修复和受害者的疗愈。
陶成文缓缓说：“这正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维度。申请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受害者家属的意见征询。张斌，作为张坚的儿子，他收到了这份报告，并且给出了他的意见。”
所有人都看向陶成文。
“张斌的意见是”陶成文停顿，让每个字都清晰，“他同意启动这个实验。
会议室一片哗然。
（二）张斌的选择：当原谅成为可能，但不成为义务
下午，会议暂停。陶成文、曹荣荣、鲍玉佳三人前往修复中心三楼的“记忆疗愈工作坊”——张斌现在已经是这里的负责人。
五年时间，张斌从那个失去父亲的年轻人，成长为成熟沉静的心理学工作者。他主持的工作坊帮助了超过三千名诈骗受害者家属，他编写的《创伤转化手册》被全国两百多个社区采用。
工作坊里，张斌正在指导一组新成员进行“记忆重构”练习。看到陶成文三人，他点点头，示意稍等。
十分钟后，练习结束。张斌走过来，表情平静：“为了危暐的事？”
陶成文点头：“我们需要理解你的决定。为什么同意？”
张斌带他们走到窗边的茶座，泡了一壶茶。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
“这五年，我每天都在想我父亲。”张斌开口，“不是想他怎么死的，而是想他怎么活的。想他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餐的样子，想他在油料股加班到深夜的样子，想他为了给我妈治病到处借钱时低声下气的样子。”
“然后我意识到：我父亲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不是‘受害者’，不是‘被骗者’，而是一个即使在困境中依然努力做正确事的人。他被骗，是因为他想救妻子；他痛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泄露数据）；他最后牵挂的，是我有没有吃早餐。”
张斌喝了口茶：“所以当我看到危暐的改造数据时，我问自己：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想？他会希望这个人永远烂在监狱里，还是希望这个人真的改变了，能出来做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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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答案。但我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发现。”他看向窗外，“这五年，我帮助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是当年kk园区的小头目，骗过很多人，后来回国自首。他在监狱里改造，出狱后找不到工作，所有人都怕他、恨他。他来我们工作坊求助时，跪在地上哭，说他想重新做人，但社会不给他机会。”
“我帮了他。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我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