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年后：一封来自监狱的“神经伦理学申请”
2030年秋，云海市修复中心顶楼会议室。
伦理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进行——这次不是因为某个新研究，而是一份来自云海监狱的“特殊申请”。
陶成文已经头发花白，但眼神依然锐利。他面前的投影屏上，是一份长达87页的申请报告：
《关于对服刑人员韦晖（危暐）进行终期神经伦理学评估及有条件释放可能性研究的申请》
申请人：韦晖本人、云海监狱心理矫治中心、云海大学神经伦理学研究所
申请核心： 基于韦晖服刑五年期间连续的神经影像学、心理学、行为学数据，证明其心理结构已发生“统计学显着且稳定的亲社会转变”，请求启动“有条件释放社会融合实验”的伦理审查。
会议室里坐着熟悉的面孔：沈舟、曹荣荣、鲍玉佳、张帅帅、程俊杰、梁露、付书云、马文平。还有几位新面孔——来自最高法减刑假释庭的法官、司法部社区矫正局的官员、以及三位国际神经伦理学专家。
“五年了。”陶成文开口，声音平静，“距离韦晖被判无期徒刑已经五年。根据监狱提交的报告，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可以用‘模范囚犯’来形容：遵守所有监规，完成所有劳动任务，主动参与心理矫治项目，协助监狱开发反诈教育课程，还通过远程指导帮助菲律宾‘锚地社区’解决过三次管理危机。”
沈舟补充数据：“更重要的是神经科学证据。每半年一次的fri跟踪扫描显示，五年间他的大脑活动模式发生了系统性改变：道德决策时前扣带回皮层（a）激活强度从最初的低于常模40，提升到与常模无统计学差异；对痛苦表情的情绪反应强度评分从低于常模27提升到正常范围；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共情任务中的激活强度提升了62。”。最关键的‘内疚体验能力’评估——使用虚拟现实场景让他‘目睹’自己过去罪行造成的后果——他的生理反应（心率、皮肤电、皮质醇水平）现在与正常人无异，甚至更强。”
最高法法官李正明皱眉：“这些数据很漂亮，但问题在于：第一，这能否证明‘真诚悔改’？第二，即使证明了，无期徒刑罪犯的释放标准是否应该包括神经科学指标？第三，如果他出狱后再次犯罪，谁来承担这个风险？”
这三个问题，正是今天会议的核心。
鲍玉佳正要回答，会议室门被推开，魏超和马强走了进来——两人都已退休，但作为案件原侦查人员被特邀参会。
“抱歉迟到。”魏超坐下，开门见山，“我直说吧：我不相信那家伙真能改好。五年前在法庭上，他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不是悔恨，是计算。现在这些数据，谁知道是不是他这五年在监狱里精心计算出来的新表演？”
马强点头：“我同意老魏。危暐的智力水平我们都知道，他完全可能把这五年当作一个新的长期实验：测试‘如何通过符合规范的改造表现获得减刑’。他过去能用一年时间摧毁张坚，现在用五年时间表演一个模范囚犯，对他来说在技术上没有难度。”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支持派（研究者）与质疑派（原侦查人员、司法官员）的对立鲜明。
陶成文抬手示意安静：“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评估的。申请报告的第53-67页，专门讨论了‘表演性改造’的鉴别问题。张帅帅，你解释一下。”
张帅帅调出相应页面：“我们设计了三重防伪机制：
第一重：无意识神经反应监测。在扫描过程中嵌入潜意识刺激——比如在屏幕上快速闪过受害者照片（张坚、kk园区受害者等），时间短到意识无法捕捉，但大脑会有反应。如果危暐的真实情感已经改变，他的杏仁核、前脑岛等情绪脑区应该有自动化的负面反应。数据显示：五年前，这些潜意识刺激几乎无反应；现在，他的反应模式与正常人在看到暴力场景时一致。
第二重：决策疲劳测试。连续进行200个道德选择任务，观察随着认知资源消耗，他的决策是否会‘退回’到早期的功利计算模式。正常人会在疲劳时更多依赖直觉（包含道德直觉），而如果危暐的改变是表演性的，他需要持续调用认知控制资源来维持‘善的选择’，疲劳后会崩溃。测试结果：他的善选择率在200个任务中保持稳定，甚至在后半程略有上升——说明善的选择已经自动化，无需消耗过多认知控制。
第三重：社会价值内化测量。让他评估一系列社会行为（如捐款、助人、诚实）的价值，同时扫描大脑。如果他只是表演，那么他会给出社会期望的回答，但大脑的奖赏中枢（腹侧纹状体）不会有反应；如果真正内化了这些价值，奖赏中枢会在评估亲社会行为时激活。结果：奖赏中枢激活强度与他对亲社会行为的价值评分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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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杰补充：“更重要的是长期一致性。连续十年的跟踪数据（包括入狱前五年和入狱后五年）显示，他的神经模式转变是渐进、连续、不可逆的——就像学习一门新语言后，大脑结构真的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要伪装十年几乎不可能。”
梁露展示了一张关键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