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原谅他对别人做的事——而是因为，如果社会不给改造好的人第二次机会，那么改造就失去了意义。惩罚是为了让人变好，而如果变好后依然只有惩罚，那这个系统就在制造绝望。”
曹荣荣轻声问：“所以你是在给社会系统做修补？”
“不。”张斌摇头，“我是在完成我父亲没完成的事。”
他拿出一张旧照片，是张坚年轻时的合影：“我爸在油料股工作了二十年。他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字：‘让每个错误都有改正的机会’。他说，油料管理容不得错，但人不是机器，人会犯错，重要的是犯错后能不能改。他们单位有个老同事，年轻时操作失误造成过小事故，被处分后变得更谨慎，后来成了最可靠的老师傅。”
“我父亲相信改正的可能。”张斌眼睛湿润，“所以他才会一次次相信危暐伪装的‘林副组长’，因为他相信人在压力下可能犯错，但本质是好的。他错了，错得很惨。但错的是那个利用他善良的人，不是他的善良本身。”
“所以，”张斌最后说，“我同意启动实验，不是因为我原谅了危暐——我永远不会说‘我原谅你’。而是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相信的东西：人有可能变好，社会应该给变好的人一条路。但这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监控和评估基础上，必须确保他不会再次伤害任何人。”
“而且，”他补充，“我需要见他一面对话。不是作为受害者和加害者，而是作为两个都在努力从过去中走出来的人。”
鲍玉佳记录着，突然问：“你担心吗？担心他再次伤害你，或者伤害别人？”
张斌沉默了很久。
“担心。”他最终说，“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父亲从楼上跳下的画面。但我也梦到，如果当时有个人拉他一把，结局会不会不同。危暐没有拉我父亲，他推了一把。但如果他现在真的学会了拉别人，那么也许也许这能让我父亲的死，少一点完全的浪费。”
谈话结束。回会议室的路上，曹荣荣轻声说：“张斌完成了他自己的疗愈——不是通过遗忘或原谅，而是通过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对更大人性命题的理解。”
陶成文点头：“但他也设置了正确的边界：不要求自己原谅，只要求社会系统给改造一个验证的机会。这是一个成熟、理性、同时保持情感诚实的立场。”
（三）实验设计：终极测试——当过去的鬼魂面对未来的选择
晚上，会议继续。这次多了张斌作为受害者代表列席。
基于张斌的意见和各方讨论，伦理委员会初步同意启动“有条件释放社会融合实验”，但实验设计需要极其严格，特别是第一阶段。
陶成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危暐的改造是真的，那么他应该能通过一个终极测试：面对一个与他过去罪行结构完全相同的情境，但这次，他必须做出相反的选择。”
“什么样的情境？”李正明法官问。
“一个模拟的‘完美诈骗机会’。”陶成文说，“我们会设计一个高度真实的虚拟场景，让危暐扮演他曾经的角色——一个掌握心理操控技术的顾问，面对一个‘完美受害者’：有权力、有压力点、有弱点。他会获得完整的机会去操控这个人，获取巨额利益。但他真正的任务，是识别这个情境的危险性，并主动放弃操控，甚至保护那个潜在受害者。”
魏超质疑：“这还是在实验室里！他怎么知道这不是测试？他完全可以表演。”
“所以关键在细节。”程俊杰解释，“这个模拟将融入‘实验链条’中——我们会告诉危暐，这是一个真实的‘社区矫正研究项目’，他需要作为顾问评估某个潜在社区项目的风险。他会接触到真实的项目文件、真实的人物资料（当然是演员扮演的）、真实的资金流动机会。整个模拟持续三个月，他随时可以‘下手’，而我们观察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选择不下手。”
梁露补充监控方案：“我们会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神经影像（便携式fri）、生理数据、通讯记录、行为轨迹。同时设置多个‘诱惑点’和‘退出点’。如果他真的改变了，他应该会：第一，早期就识别出这个情境的道德风险；第二，主动向上级（监控方）报告疑虑；第三，在保护潜在受害者的同时，不让自己陷入危险。”
沈舟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测试他的‘道德勇气’——不止是不作恶，而是在面对诱惑和压力时，能否坚持善。我们会设置情境：如果他不参与这个‘项目’，他可能失去假释机会；如果他参与，他能获得巨额报酬和提前释放的承诺。他要在这个压力下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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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皱眉：“这听起来有点像诱供。如果他通过了，证明他改变了；如果他没通过，我们就说‘看，他还是坏人’。但也许他只是做了任何想获得自由的人都会做的选择。”
“所以需要对照组。”曹荣荣说，“我们同时招募两组人：一组是普通假释犯，一组是经过改造的重刑犯。所有人都面对相同的模拟情境。如果危暐的选择模式与普通假释犯无差异，但与未改造重刑犯有显着差异，那就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