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医院神经影像中心。
早晨七点三十分，距离约定的脑成像检查还有三十分钟。第六层走廊已经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区域a（检查准备区）：以脑成像室为核心，半径十五米范围。允许进入者：危暐（被检查者）、两名朱拉隆功医院指定的神经科医生、一名瑞士苏黎世大学伦理委员会观察员、一名技术操作员。
区域b（联合监控区）：在检查室隔壁的观察室。允许进入者：陶成文、沈舟、曹荣荣（作为研究方代表）；魏超、马强（作为中方警方代表）；一名泰国皇家警察高级警督；一名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官。
区域c（外围警戒区）：整层楼出入口及电梯间。由中泰两国警方联合布控，二十名便衣警察分散部署，所有通道实时监控。
“他来了。”对讲机里传来楼下观察点的声音。
七点四十分，电梯门打开。
危暐出现在走廊里。
这是修复中心团队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他——不再是模糊的视频影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看起来比想象中普通：身高约一米七五，穿着简单的灰色polo衫和卡其裤，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梳理整齐，手提一个黑色公文包。面容平静，甚至有些学者式的温和。如果不被告知身份，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位大学教授或医生。
但他的出现立刻让走廊里的气氛紧绷到极点。
魏超的手按在腰间（虽然没有配枪，但那是下意识的动作），马强的身体微微前倾。泰国警察的手都放在了隐蔽的武器位置。
危暐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紧张。他径直走到陶成文面前，微微点头：
“陶主任，沈教授，曹主任。感谢你们如约而来。”
他的声音和视频里一样平稳，没有口音，每个字发音清晰。
陶成文注视着他：“危暐博士，在检查开始前，我需要再次确认：你是否清楚，检查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将被正式逮捕，并移交给联合调查组？”
“清楚。”危暐回答，“这是我同意的条件之一。”
“你是否自愿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愿意在检查后接受审讯？”
“自愿。”
“你是否确认，在检查过程中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抵抗、逃脱或干扰行为？”
“确认。”
三个问题，三个简洁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曹荣荣在旁边记录：语言特征显示高度理性，无冗余词汇，无情感修饰，符合“情感剥离”人格特征。
危暐转向沈舟：“沈教授，我注意到你们在福州找到了保管箱。那么你们应该已经解密了最后一个章节。”
“是的。”沈舟说，“包括你关于‘反向操控’实验的设计。”
“那么你们应该理解，今天的检查对我意味着什么。”危暐说，“这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表演，而是一个寻求答案的过程。即使答案最终对我有害。”
鲍玉佳忍不住问：“你期待什么答案？”
危暐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在镜片后显得深邃而平静：“我期待知道，当我想到张坚时的大脑活动，和当我想到菲律宾社区时的大脑活动，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在哪里。如果不存在那意味着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当然，这些答案对你们也有价值。研究‘恶的神经基础’，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方向。”
魏超冷声道：“少在这里装科学家。你是个罪犯，今天之后，你只会是囚犯编号。”
危暐转向魏超，认真地点点头：“魏警官说得对。在法律的维度上，我是罪犯。但在科学的维度上，我是一个罕见的研究样本。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它们只是描述了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
这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自我剖析，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诡异的不适。
七点五十分，危暐进入检查准备室。需要更换检查服，移除所有金属物品。
在交出个人物品时，他主动打开公文包。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一本纸质笔记本、一个老式怀表。
泰国警察检查了电脑和笔记本。笔记本是空白的，但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一张褪色的全家福，年轻的父母和年幼的男孩。
怀表打开，里面不是表盘，而是一张小小的圆形照片，是一个中年女性的肖像。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这是我母亲。”危暐说，“2017年春天拍的，最后一张。”
魏超拿起怀表看了看，又放回去：“可以带进去吗？”
“如果可以的话。”危暐说，“在扫描过程中，我会被要求思考特定场景。母亲是场景之一。”
获得批准后，危暐带着怀表进入检查室。
（二）脑成像室内的静默：当仪器启动时
上午八点整，检查开始。
危暐躺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ri）的舱体内。头部被固定，身上连接着生理监测电极（心率、呼吸、皮肤电）。舱门缓缓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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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