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游戏规则鼓励欺骗、背叛、结盟等行为。两个月后，骗子开始以“游戏币充值”“解锁隐藏剧情”等名义收费，同时观察哪些学生更容易为了虚拟权力而支付现实金钱。
损失金额：总计41万元（单笔最高15万）。
备注：一名学生在事后心理评估中说：“在游戏里，我做了很多现实中不敢做的事。他说那是‘安全的探索’，但现在我觉得……我是被诱导着变坏的。”
会议室一片死寂。
“这是教学案例。”沈舟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他在培训kk园区的骗子，用什么？用真实的受害者。这三个案子就是他设计的‘教案’，他在演示如何将心理学理论转化为诈骗工具。”
“而且他还在收集数据。”鲍玉佳指着案件a中的细节，“记录情绪波动、测试不同操控技术的效果。对他来说，这些受害者是实验对象，而那些向他学习的骗子，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在观察‘普通人学习作恶的速度和深度’。”
魏超一拳砸在桌上：“操蛋的vcd！他在那里不是被逼的，他是主动去的！他是去当老师的，教那些人怎么更高效地毁掉别人的人生！”
马强脸色铁青：“2018年kk园区的诈骗成功率比前一年提高了37，单笔平均案值从8万涨到22万。我们当时还奇怪，那些骗子的技术怎么突然‘专业化’了。现在明白了——有个心理学教授在给他们上课。”
陶成文闭上眼睛，几秒后睁开：“我们需要联系这三个案件的受害者。不是作为案件复查，而是作为……研究访谈。我们需要知道，危暐在他们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
“但受害者可能根本没见过他。”曹荣荣说，“他很可能隐藏在幕后，通过设计话术模板、培训中间骗子来施加影响。”
“总会有痕迹。”张帅帅坚持，“如果这些案子真的是他的‘教案’，他一定会留下某种‘签名’——某种只有他会做，而普通骗子不会做的事。”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下午两点，当技术团队联系上案件a的林女士时，她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
“那个骗子……他有一次说漏嘴了。我们讨论童年记忆时，我说我父亲总是加班，很少陪我。他说了一句：‘陪伴的质量比时间更重要。我母亲临终时，我在她床边工作，但我知道她理解，因为我在做重要的事。’”
林女士复述时，声音还在颤抖：“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好冷酷，但又好像有某种扭曲的逻辑。现在想来……那是他的真实经历。他在用自己母亲去世的经历，来合理化对我的情感忽视。”
母亲记忆偏差。
这个在第八百九十九章中发现的异常点，在这里形成了闭环。危暐不仅修改了自己的记忆，还把这种修改后的叙事用在了诈骗话术中——作为一种“情感合理化”的技术，教给其他骗子。
“他在kk园区做的事，”曹荣荣总结，“是系统性的‘道德脱敏培训’。他不只是在骗钱，他在批量生产能骗人的人。而他培训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教这些骗子如何重构自己的记忆和道德框架，让作恶变得心理上可持续。”
所有目光投向陶成文。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陶成文缓缓说，“这样一个在kk园区当过‘教授’的人，现在主动要求做脑成像检查，想研究自己的道德决策机制。我们该不该接受他的提议？”
（五）分歧与裂缝：伦理委员会的表决前夜
会议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支持派的新加坡专家陈立仁提出：“正因为他在kk园区做过那些事，脑成像数据才更有价值。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能够系统性地培训他人作恶的人，他的大脑在道德决策时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是预防未来犯罪的关键科学数据。”
反对派的付书云反驳：“但这可能正中他下怀！他现在所做的一切——菲律宾社区、自我研究、主动提供脑成像——都可能是在构建一个更宏大的实验：测试‘社会能否原谅一个深度悔改的罪犯’。而我们，伦理委员会，会成为他实验中的变量。”
香港学者林婉晴持中间立场：“我们可以有条件接受。比如，脑成像必须在严格隔离环境下进行，数据由三方监管，且研究成果在十年内不得公开发表，只能用于内部预防研究。”
菲律宾研究员玛丽亚则担忧：“但菲律宾社区怎么办？如果证明危暐确实在kk园区培训过骗子，社区成员知道他们的‘v博士’曾是人贩子和诈骗犯的导师，会立刻崩溃。那里正在建立的信任体系会瞬间瓦解。”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鲍玉佳轻声说，“在kk园区，他教人如何摧毁信任；在菲律宾，他教人如何建立信任。同一个大脑，截然相反的行为。如果我们能知道这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能找到让更多‘危暐’转向的方法。”
张帅帅突然举手：“我有个想法。在决定是否接受脑成像之前，我们能不能先做另一件事？”
“什么？”陶成文问。
“直接问他。”张帅帅说，“不是通过加密信道，不是通过文字。开一个视频会议，让他看到我们所有人，我们也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