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东南亚最大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之一。
“我们需要知道他在那里做了什么。”陶成文下令，“不是推测，是实证。”
修复中心的资源被紧急调动。张帅帅带领技术团队开始深度数据挖掘；孙鹏飞联系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驻缅使馆的熟人；魏超和马强——这两位曾在边境反诈一线工作过的老警察——被紧急请到会议室。
“kk园区的情况，我简单说一下。”魏超的声音沙哑，他调出一张卫星地图，“占地约20平方公里，高墙、电网、武装守卫。园区内分为十几个‘公司’，每个公司负责不同类型的诈骗：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虚拟货币投资、色情勒索等等。巅峰时期，园区内有超过一万人，其中七成是被骗或绑架过去的中国人。”
马强补充：“2018年正是kk园区扩张最疯狂的时期。那时候园区管理层在招募‘技术顾问’——不是普通骗子，而是能设计骗局流程、培训话术、建立心理操控体系的高手。招聘暗网上的价码是，月薪五万美元起，上不封顶。”
“危暐符合所有条件。”付书云冷声道，“他有心理学、社会学背景，精通操纵技术，而且当时刚经历母亲去世，处于道德虚无状态。”
“但我们需要证据。”陶成文说，“目击者、交易记录、任何能证明他在那里的痕迹。”
就在这时，张帅帅团队的第一批发现传回来了。
2018年5月至8月，一个与危暐早期比特币钱包关联的匿名地址，收到了来自三个不同源头的共计17笔转账，总额约84万美元。这三源头被区块链分析标记为“与东南亚诈骗集团关联”。
在一份被截获的2018年kk园区内部招募帖中，招聘方要求应聘者提供“社会工程学案例设计”。在提交的案例中，有一份题为《基于情感依赖与信息控制的双轨操控模型》的方案，其分析框架和行文风格与危暐已知论文高度相似。
对比2018年kk园区的卫星图像，园区东南角新建了一栋三层建筑，标注为“培训中心”。根据后来获救人员的口述，那栋楼里确实有一位被称为“教授”的顾问，负责培训“高级心理操控技巧”。
证据链开始形成，但仍然缺少最关键的环节——直接目击或物证。
“也许……”曹荣荣突然开口，“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如果危暐真的在kk园区待过，他不可能只是被动地观察。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做‘实验’。而他的实验，一定会留下特殊的‘痕迹’。”
“什么样的痕迹？”鲍玉佳问。
“不符合常规诈骗模式的案件。”曹荣荣说，“过于复杂、过于精巧、或者带有明显‘研究性质’的骗局。其他骗子会觉得没必要那么麻烦，但危暐会做，因为他要测试理论。”
这个思路打开了新的方向。
程俊杰和梁露立即开始比对2018年4月至9月期间，中国境内报案的电信诈骗案件数据库。设置筛选条件：诈骗周期超过三个月、话术设计包含心理学概念、受害者被系统性孤立、诈骗者中途改变策略进行“对比实验”。
一小时后，警报响起。
“找到了。”梁露的声音有些发颤，“三起案件。时间完全吻合，手法……太像他了。”
（四）三个实验场：当kk园区成为危暐的“犯罪实验室”
三起案件的资料被投影出来。
案件a：深圳林女士案（2018年5月-8月）
受害者：45岁，单身，企业高管。
诈骗模式：冒充“国际心理治疗师”，以为林女士提供“童年创伤疗愈”为名，建立深度信任关系。诈骗过程中，骗子进行了对照实验——前半段使用“无条件积极关注”技术，后半段故意切换为“间歇性冷暴力”，记录受害者的情绪波动和依赖程度变化。
损失金额：320万元。
备注：骗子在最后阶段主动暴露了一个“破绽”，让林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但当林女士质问时，骗子回复：“恭喜你，你的心理边界感恢复了。这是最后一道疗愈练习。”然后消失。林女士后来在笔录中说：“我竟然有一瞬间觉得……他真的是在帮我。”
案件b：成都陈先生案（2018年6月-9月）
受害者：52岁，已婚，大学教授。
诈骗模式：冒充“学术期刊编辑”，以帮助陈先生发表论文为诱饵。但与其他论文诈骗不同，骗子真的花了三个月时间与陈先生讨论研究设计、修改论文，甚至提供了真实的学术建议。直到陈先生完全信任后，才以“出版费”“加急费”等名义收取费用。
损失金额：180万元。
备注：陈先生报案时说：“他的学术水平是真的，有些建议甚至比我的导师还专业。如果不是最后要钱，我根本不会怀疑。”
案件c：上海高中生集体案（2018年7月-9月）
受害者：7名高二学生，通过网络游戏结识骗子。
诈骗模式：骗子创建了一个“平行人生游戏”——为每个学生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虚拟身份和成长路径，要求他们每天汇报“角色进展”，并与其他“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