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5日：福州某医院记录显示“韦晖（危暐本名）办理母亲出院手续”。
2017年4月3日：母亲去世。
时间线显示，危暐确实在母亲去世前约一周回国，但“陪伴”的程度存疑——那周内，他还在远程处理学术事务，有多次国际通话记录。
更关键的是，张帅帅通过加密查询（利用修复中心权限）调取了医院的护理记录副本（已脱敏）：
“患者韦林氏（危暐母亲）今日多次试图说话，但只能发出气音。反复看向门口。儿子韦晖在床边用笔记本电脑工作，患者注视儿子良久，儿子未察觉。”
“患者情况恶化。儿子韦晖今日与患者有三次简短对话，内容为‘妈，我在处理重要工作，等下陪你’。患者多数时间闭眼，但儿子离开房间时睁眼注视。”
这些记录与“很平静，没有痛苦”的描述存在明显反差。
张帅帅将发现汇报给陶成文和沈舟。
“记忆美化或扭曲？”沈舟推测，“这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无法面对自己未尽陪伴之责的内疚，所以重构了记忆。”
陶成文思考更深：“如果他连对母亲的记忆都在无意识地修改，那么他对张坚案的记忆、对自我认知的描述，又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经过重构的？”
曹荣荣提出研究建议：“可以在下一阶段测试中加入‘记忆一致性检验’——让他多次回忆同一事件，观察叙述的变化。这能测量他的记忆重构倾向和情感回避模式。”
这个发现暂时保密，未放入给伦理委员会的公开报告。但它提醒了所有人：即使是在“自我研究”的框架下，研究对象提供的数据也可能经过无意识的过滤和重塑。
真相是多层的，而最深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不一致的缝隙里。
（六）黄昏的交汇：三个时空的数据流开始互相渗透
晚上七点，修复中心的数据监测大厅，三块大屏并排显示：
左屏：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危机基本解除，病患情况稳定。社区召开了第一次“危机复盘会”，成员们讨论如何改进食品安全管理。数据显示，危机后社区凝聚力指数不降反升，从72升至78。
中屏：云海市的数据流。“记忆疗愈工作坊”的匿名化记录正在录入记忆史诗平台。同时，“善意地图”上新增了47条互助记录，其中3条明确写着：“受张坚故事启发，决定帮助……”
右屏：危暐的自我研究数据。认知测试的初步分析报告生成，高亮显示他的认知模式特征：高逻辑性、高规则意识、低情感整合、道德框架自洽但前提非常规。
程俊杰突然发现异常：“等等，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里，出现了几个新的数据标签——‘创伤转化’‘记忆重构’。这些概念是从我们云海的数据分类里借用的！”
梁露核实：“确实。危暐在搭建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架构时，最初使用的是标准的‘行为记录’‘资源分配’‘冲突事件’等分类。但从昨天开始，新增了‘情感意义’‘成长叙事’等维度，这些明显受到我们‘记忆疗愈’框架的影响。”
鲍玉佳调出变化时间线：“第一次出现这些新标签，是在伦理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我们讨论‘创伤后成长’概念的那天。”
沈舟沉思：“他在观察我们的数据分类体系，并应用到他的社区管理中。这意味着两个实验场不是孤立的，知识和方法在双向流动。”
“危暐在自我测试结束后，通过加密信道向菲律宾社区发送了一份‘社区规则补充草案’。里面新增了一条：‘成员有权申请修改社区档案中关于自己的负面记录，但需提供修改理由和证据，由社区委员会审核。’”
“这明显受到‘记忆疗愈’中‘重构记忆碎片’的影响。”曹荣荣说，“他在给社区成员提供‘修正叙事’的机会——这既是一种心理疗愈手段，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取决于如何使用。”
陶成文看着三块屏幕上流动的数据，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两个平行实验，我们在观察他，他在观察我们。但现在看来，实验场正在融合。我们的理念影响了他的社区管理，他的数据分类方法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分析框架。”
付书云依然警惕：“这会不会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模仿‘善’的行为，来获得我们的信任，然后进行更深的渗透？”
“有可能。”陶成文承认，“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在长期模仿‘善’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开始内化‘善’的价值观呢？心理学上有‘行为改变态度’的理论——即使最初是伪装，长期扮演某种角色也会重塑自我认知。”
张斌轻声说：“就像我在《纽扣的重量》里看到的——有些体验者最初只是好奇，但在经历了‘修复模拟’环节后，真的开始在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行为真的可以改变人。”
夜幕降临。三块屏幕的光在昏暗的大厅里闪烁，像三个互相缠绕的神经网络。
“明天，伦理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菲律宾社区的伦理监督方案。但基于今天的发现，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