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进行时，危暐主动发来一段加密文字：
1 道德判断任务中的‘司机困境’设计有缺陷——现实中的司机会尝试刹车、鸣笛，而不是在‘撞五个或一个’之间选择。这暴露了心理学实验过度简化现实的问题。
2 共情测试使用的面部表情数据库版本较旧，最新研究显示跨文化表情识别存在显着差异，测试未控制文化变量。
3 建议增加‘道德脱离机制’测量，这是我使用的关键心理技术，但现有测试未涵盖。
4 我注意到测试过程中有生理数据监测。这些数据与我的主观报告之间的差异，可能是最有价值的研究点。”
沈舟读完，苦笑：“他在评估评估工具。这确实是一个研究者的本能。”
陶成文问：“他提到的‘道德脱离机制’，是什么？”
曹荣荣解释：“心理学概念。指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借口，从而避免内疚的心理过程。常见机制包括：道德辩护（‘这是为了更大的善’）、委婉标签（‘不是诈骗，是实验’）、责任扩散（‘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决定’）、非人化（‘他们是实验体，不是人’）等等。危暐显然精通这些技术。”
“那么，”陶成文沉思，“他现在主动提出要测量这个，意味着什么？”
“可能意味着，”沈舟缓缓说，“他开始想要理解自己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而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测量。”
（四）记忆的回响：当诈骗细节被置于显微镜下
傍晚，修复中心决定利用危暐的测试数据和菲律宾社区的危机案例，重新审视张坚案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不是作为案件证据，而是作为理解“操纵机制”的教学材料。
这次复盘采用“对比分析”框架：将危暐对张坚的操纵，与他对菲律宾社区的建议并置对比。
张坚案（2019年3月）：当张坚因妻子病情恶化而焦虑时，危暐控制信息流入——只让他看到“组织关怀”的虚假承诺，屏蔽真实医疗资源信息。
菲律宾社区（今日）：当食物中毒危机引发猜疑时，危暐建议“公开所有检查结果，无论好坏”。
分析： “同样是危机，同样是信息控制，但方向相反。前者是制造信息茧房加深依赖，后者是用透明打破谣言重建信任。”鲍玉佳说，“这可能是最直观的行为模式变化证据。”
场景：对“异常者”
张坚案（2019年7月）：当张坚开始出现崩溃迹象（长时间呆坐、搜索自杀信息）时，危暐选择观察而非干预，因为“需要完整的数据链”。
菲律宾社区（今日）：当有病患情况加重时，危暐立即建议联系外部医院，启动紧急医疗资金。
分析： “前者是典型的‘实验者伦理’——将人的痛苦视为数据来源。后者是‘护理者伦理’——将人的痛苦视为需要缓解的苦难。”马文平说，“虽然他的建议仍然冷静、程序化，但价值导向已经改变。”
程俊杰和梁露从数据角度提出第三组对比：
张坚案关键决策点：平均决策延迟13秒（基于日志时间戳分析）。
菲律宾社区危机处理：决策延迟3秒（基于音频分析）。
自我测试中的道德判断：决策延迟21秒。
分析： “决策延迟的增加，可能意味着认知加工的复杂性提升。”程俊杰说，“在操纵张坚时，他像执行预设程序。在处理社区危机时，他需要在多个价值维度间权衡。这消耗了更多认知资源。”
梁露补充：“更关键的是，在自我测试的道德困境中，他的决策延迟介于两者之间。这可能意味着，他正在重新构建自己的道德决策算法——不再是单纯的功利计算，但也没有完全内化社会常规的道德直觉。”
这些对比分析被整理成一份详细报告，准备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作为研究进展汇报。但在整理过程中，张帅帅发现了一个异常数据点。
（五）异常数据点：危暐的“母亲记忆偏差”
在分析危暐的测试数据时，张帅帅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自传体记忆测试”子项中（要求回忆特定年龄段的个人事件），危暐关于母亲去世的记忆描述，与韦娟提供的版本存在微妙差异。
“妈妈是2017年4月胃癌去世的。临终前三天已经无法说话，但一直看着病房门口。哥（危暐）当时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最后一天才赶回来。妈妈看到他时，眼睛亮了一下，但已经说不出话了。”
“母亲2017年春季病逝。我在她去世前一周回国陪伴。她临终时很平静，没有痛苦。”
“一周”与“最后一天”，“看着门口”与“很平静”，这些差异可能只是记忆误差，但张帅帅的直觉告诉他，这值得深究。
他调取了危暐2017年的已知行踪记录（通过学术会议数据库、航班记录等公开信息交叉验证）：
2017年3月15-18日：危暐在柏林参加“社会认知前沿会议”。
2017年3月22日：从柏林飞回北京的航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