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结束后第七天：菲律宾社区的第一次危机
菲律宾马尼拉北郊，那座被危暐命名为“新锚地”的社区，在第七天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
上午十点，社区公共食堂的早餐供应结束后，陆续有17名成员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到中午，病患增加到34人，包括6名儿童和2名老人。社区诊所的唯一医生判断是食物中毒，但无法确定污染源。
“社区治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选举产生的当地居民——通过加密频道联系危暐（他们只知道他是“v博士”，一个神秘的资助者）。视频接通时，危暐的背景是一个无特征的白墙房间，他的面容依然经过模糊处理。
“博士，我们可能需要外部医疗支援。”委员会主席罗莎，一位前小学教师，语气焦急，“我们的药品储备不足，如果情况恶化……”
危暐的声音通过变声器传来，冷静到近乎冷漠：“首先，隔离所有病患，检查供水系统和今早的食材来源。其次，启动社区互助预案——健康成员轮流照顾病患，避免恐慌扩散。第三，联系马尼拉市立医院，我已在那边预存了紧急医疗资金。”
罗莎稍感安心，但补充道：“但有些成员开始怀疑是……有人故意投毒。因为昨天刚好投票否决了胡安扩建他的小卖部的提案，他当时很生气。”
“有证据吗？”
“没有。只是传言。”
危暐沉默了三秒——这是修复中心监测到的“决策延迟”，比他对张坚案的处理慢了两秒。
“按以下步骤处理。”他最终说，“第一，公开所有检查结果，无论好坏。第二，召开紧急社区会议，让胡安公开说明他昨天的行踪和情绪。第三，强调‘在没有证据时假定善意’的社区原则。”
罗莎犹豫：“但如果真是他呢？”
“如果有证据，按社区规则第七章处理——成立调查小组，给被指控者辩护机会，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处理方式。”危暐顿了顿，“记住，危机的处理方式比危机本身更能定义社区。这是测试你们建立的信任体系是否有效的时刻。”
通话结束。罗莎照做。
修复中心通过数据接口实时观测着这一切。在“新锚地”据流中，新增了几个监测维度：
危机应对效率：从第一例病患出现到启动预案，耗时47分钟（危暐介入后缩短到19分钟）。
谣言传播速度：“有人投毒”小时内覆盖了63的成员。
透明度效果：公开食材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是豆角未彻底煮熟导致的皂苷中毒）后，谣言传播停止。
社区凝聚力变化：健康成员自愿照顾病患的参与率从最初的31上升到58，尤其是那些曾被胡安帮助过的人主动为他辩护。
鲍玉佳在修复中心监测室分析数据：“危暐的指导原则和我们社区工作的经验高度一致——透明、程序公正、强化互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变化。”
她调出危暐通话时的生理数据推测（通过音频分析心率和呼吸节奏）：
“当罗莎提到‘有人怀疑投毒’时，他的呼吸频率轻微加快。在过去，他可能会利用这种怀疑制造分裂、观察群体行为。但这次，他选择了‘假定善意’和程序解决。这是显着的决策模式改变。”
沈舟谨慎地说：“可能只是他在进行新的实验——测试‘善的治理’是否有效。”
“但实验者的动机变化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数据。”曹荣荣记录，“如果他开始享受‘建设’带来的满足感，而不仅仅是‘解构’带来的智力快感，那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陶成文看着屏幕上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以及旁边云海市“善意地图”的实时动态，轻声说：“两个实验场在平行运行，但也许，它们已经开始互相影响了。”
（二）同一天下午：云海市的“记忆疗愈”
同一时间，云海市修复中心三楼活动室，张斌正在主持第一次“记忆疗愈工作坊”。
参与者是12名诈骗受害者的家属——他们的亲人有的像张坚一样自杀，有的陷入深度抑郁，有的家庭破裂。工作坊的原则是：不强迫分享，但提供安全空间；不淡化痛苦，但寻找转化可能。
下午的活动是“重构记忆碎片”。
“我父亲留下的除了债务，还有这个。”一位中年女性拿出一本破旧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他当年当知青时带的。骗子冒充‘老干部局’，说可以帮他落实政策补偿，骗走了他所有积蓄。他临终前一直抱着这本书，说‘组织不会骗人’……”
“我妈妈被骗的导火索是这个。”一个年轻男子展示一张老照片，“我外婆的墓碑。骗子说民政局有‘墓地统一管理补贴’，但需要先交手续费。妈妈想给外婆迁个更好的地方，结果……”
张斌静静听着。轮到他时，他拿出那枚纽扣和父亲最后那条短信的截图——“吃早餐”。
“我爸到最后，想的不是那2300万，不是我妈妈的治疗费，甚至不是他自己的命。”张斌的声音很平稳，但眼睛湿润，“他想的是我有没有吃早餐。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用他的故事去做《纽扣的重量》——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