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九点：伦理委员会的虚拟圆桌
修复中心地下三层，全息投影会议室。
一张虚拟的环形圆桌悬浮在房间中央，桌面是半透明的光幕，实时显示着数据流。八个席位环绕圆桌，每个席位前都有身份标识：
陶成文（修复中心总指挥，会议主持）
曹荣荣（临床心理学与医学伦理专家）
陈文渊（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视频接入）
v（危暐）（加密视频接入，人像轮廓处理，声音变声）
圆桌外围是观察席：鲍玉佳、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梁露、魏超（视频）、林奉超（视频）。他们只能观看和接收会议记录，不能直接发言。
这是伦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按照章程，前三次会议将聚焦于“实验设计与伦理审查”文在会前与陈文渊、丽莎·杨两位外聘教授沟通后，决定将首次会议的议题调整为：
“张坚案的多学科复盘：当犯罪过程成为研究资料时的伦理边界”
上午九点整，所有席位亮起。危暐的席位显示为一个模糊的灰色轮廓，没有任何细节。
“会议开始。”陶成文的声音在吸音材料包裹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首先，根据章程第3条，请所有与会者确认：本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将作为研究资料存档，但不得用于刑事起诉的直接证据。这是为保障学术讨论的开放性。有异议吗？”
付书云第一个举手：“我要求补充：如果讨论中暴露出新的犯罪事实或线索，警方保留调查权。”
陈文渊教授（视频中是一位六十余岁、头发花白的新加坡学者）温和地说：“这符合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研究保护不覆盖未披露的犯罪行为。我同意。”
陶成文看向危暐的轮廓：“v教授？”
“同意。”变声处理后的声音平静无波，“但我必须声明：我不会在讨论中披露可能直接导致我被捕的信息，如实时位置、当前使用的具体身份等。这是基本的安全边界。”
“可以理解。”陈文渊说，“那么，我们进入正题。今天，我们邀请各位从不同学科角度，复盘张坚案中的一个具体阶段。我建议从诈骗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开始——2018年12月7日，张坚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的那个夜晚。”
他调出时间轴：“根据已有的‘手术日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危暐的轮廓。
（二）第一轮复盘：2018年12月7日——愧疚感如何被转化为转账动力
危暐的轮廓微微前倾，声音通过变声器传来，冷静得像在讲解实验：
“2018年12月7日，实验体09（张坚）面临第一个道德决策节点：是否动用家庭医疗备用金完成第一笔30万转账。当天的外部变量控制如下——”
“变量a：家庭压力”
“其妻李淑芬在当天下午的透析后出现并发症，医疗费催缴单送达医院。这是我们通过医院内线安排的时间点——内线提前知晓并发症风险，但未告知主治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
曹荣荣立刻举手：“等一下。这意味着你们明知患者可能发生并发症，却故意不干预，以制造危机事件？”
“是的。”危暐坦然承认，“在实验设计中，这属于‘压力事件的自然发生时间窗口利用’。我们不做直接伤害，但利用既有医疗风险。”
“我们有预案。”危暐说，“内线是护士，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急救。实际上，并发症是可控的——电解质紊乱，及时处理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们需要的只是‘危机感’，不是真正的生命威胁。”
付书云拳头紧握，但强行克制。
“变量b：情感触发设计”
危暐继续：“当天晚上8点，张坚在医院陪护。我们通过监控看到他妻子的痛苦表情，以及他频繁查看手机银行余额的行为。晚上9点17分，‘李主任’发送了一条短信：‘组织了解到你家庭的特殊情况，正在研究特批医疗补助。请坚持。’”
沈舟分析：“这条短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要求转账，而是将‘组织关怀’与‘家庭困难’在时间上并置，暗示‘如果你完成组织任务，组织就会帮助你家庭’。”
“变量c：决策环境控制”
“张坚在医院走廊犹豫了40分钟。”危暐调出当时的手机传感器数据，“心率从72升至112，步频数据表明他在小范围反复踱步。期间他搜索‘公款挪用量刑标准’7次，查看家庭账户余额5次。”
“关键干预点在晚上9点58分。”危暐停顿，“我们通过医院wi-fi，在他手机浏览器中推送了一条‘软文’——标题是《一位国企老干部的临终忏悔：我最大的遗憾是对组织不够忠诚》。”
张帅帅立刻操作设备，调出了那篇文章的缓存记录：“文章是伪造的，但用了真实的国企老干部讣告模板，情感渲染极强。核心论点是：‘有时候，对组织的小小违规，反而是对组织信任的证明，因为那意味着你愿意为组织承担风险。’”
陈文渊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是典型的‘认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