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将‘挪用公款’重新框架为‘为组织承担风险’，减轻道德认知失调。”
“变量d：最终决策触发”
危暐最后说：“晚上10点20分，张坚离开医院，在停车场完成转账。位置数据显示，转账后他在车里坐了47分钟。期间没有打电话，只是呆坐。”
“我们有当时的车内音频片段——如果他打电话求助，我们会干扰信号。但他没有。他只是反复播放‘李主任’那条短信，然后开车回家。”
数据展示完毕。圆桌陷入短暂沉默。
张斌第一个开口，声音发颤：“所以那天晚上……我爸在医院看着我妈妈受苦，同时被你们的短信和文章轰炸，最后在停车场一个人完成转账，然后在车里崩溃？”
“从数据上看，是的。”危暐回答，“转账后的心率数据显示，他在车里经历了剧烈的情绪波动，然后进入一种麻木状态。这是道德底线首次突破后的典型反应。”
曹荣荣记录：“第一次突破最为艰难，因为要克服的是长期内化的道德准则。一旦突破，后续的突破会变得更容易——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道德滑梯效应’。”
“验证‘愧疚感转化模型’。”危暐说，“我的假设是：当个体的愧疚感（对家人）与责任感（对组织）被捆绑时，愧疚感不会导致反抗，反而会成为服从的动力。因为服从组织任务被框架为‘解决愧疚的途径’——只要完成任务，组织就会帮助家庭，愧疚就解除了。”
“实验结果呢？”沈舟问。
“假设成立。”危暐说，“第一次突破后，张坚的后续决策明显加速。第二次转账（80万）的犹豫期从三天缩短到36小时，第三次（200万）缩短到28小时。愧疚感确实成为了燃料，而不是刹车。”
陶成文看着数据，轻声说：“所以张坚的善良——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反而成了害死他的东西。”
“在特定的操纵框架下，是的。”危暐平静地回答，“这也是我研究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之一：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系统性的心理操控下，可能成为最致命的弱点。”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三）第二轮复盘：2019年3月——社会支持系统的系统性剥离
陈文渊教授调整了议题：“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根据日志，2019年3月开始，你们开始系统性地剥离张坚的社会支持网络。请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这一阶段的设计。”
危暐的轮廓再次前倾：“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制造‘孤岛效应’。当一个人失去外部参照和情感支持时，他对信息的判断会高度依赖单一来源——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李主任’。”
“剥离层一：工作关系”
“2019年3月，我们通过中间人在能源局散布模糊谣言：‘老张最近神秘兮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听说他到处借钱。’这些谣言不具体，但足以让同事产生疑虑。”
鲍玉佳在外围观察席举手申请发言，获准后说：“我在社区工作中见过类似现象——当一个人开始表现出异常时，如果周围有模糊的负面传闻，人们会本能地‘保持距离’，而不是上前关心。这是社会自我保护机制。”
“正是利用这种机制。”危暐继续说，“我们监控到，3月之后，张坚在单位食堂独自用餐的比例从25上升到73，同事主动与他交谈的次数下降了58。”
“剥离层二：朋友关系”
“张坚有三位长期好友。我们采取了差异化策略——”
“对a（正直的老工程师）：制造‘恰巧联系不上’。当他给a打电话时，我们通过基站信号干扰，让电话显示‘无法接通’。连续三次后，他放弃了。”
“对b（心软但易受影响）：通过中间人传话‘老张最近可能涉及麻烦事，你少掺和’。b选择了回避。”
“对c（关系较淡）：不做干预，因为影响力有限。”
付书云忍不住说：“你们连他打电话求救的路都堵死了！”
“实验需要控制变量。”危暐的回答冰冷依旧，“如果他在崩溃前向朋友倾诉，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认知框架，从而提前终止实验。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在完全孤立的条件下，一个人的道德决策中枢会如何工作。”
“剥离层三：家庭关系”
“这是最精细的部分。”危暐调出家庭监控数据，“张坚对家人的愧疚感极强，这既是操控的杠杆，也是潜在风险——他可能向家人坦白。我们的策略是：强化愧疚感，同时切断坦诚沟通的可能性。”
2019年3月15日：张坚儿子张斌再次求职失败，情绪低落。当晚，“李主任”来电：“组织正在推进你儿子的工作安排，已有初步意向单位。”
2019年3月22日：张坚妻子因费用问题被迫减少一次透析。两天后，医院“恰巧”通知有一种新疗法，但费用昂贵。“李主任”同步告知：“特需药品审批已进入最后阶段。”
2019年4月5日：张坚尝试向妻子透露“最近工作压力大”，妻子因病痛只是敷衍回应。监控显示，他之后三天都处于自责中，认为“连家人都帮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