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并成为罪人’。这在行为经济学中更有效，因为人对损失的恐惧远大于对收益的渴望。”
危暐肯定：“是的。而且这次通话后，我们监控到张坚出现‘决策瘫痪’——连续三天无实质性行动，每天在办公室呆坐超过10小时。这是认知资源耗竭的表现。”
付书云调出那三天的监控记录：“但他还是在7月25日、8月5日、8月15日完成了最后三笔转账。为什么？是什么推动了一个已经崩溃的人继续行动？”
“两个因素。”危暐说，“第一，沉没成本效应。他已经投入了1300万，如果现在停止，这些钱就‘白费’了，而且自己还会成为‘罪人’。第二，虚假希望的最后燃烧。我们设计了一个‘倒计时叙事’——‘只要完成这最后一笔，一切都会好起来’。”
“张坚同志：最后一笔350万到位后，任务将于72小时内完成。届时，你儿子的录用通知书、你妻子的新疗法预约、以及你的特别贡献奖章，将同时送达。坚持最后一步。历史将记住你的名字。”
张斌看着那条短信，眼泪无声滑落：“我爸……真的相信了。”
“他需要相信。”曹荣荣轻声说，“因为如果不相信，他就必须面对自己已经毁了一切、而且无法挽回的现实。那太痛苦了，大脑会选择相信哪怕最荒谬的希望，来避免这种痛苦。”
陈文渊教授转向危暐：“在实验设计上，你们有没有预设‘终止点’？比如，如果张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自杀倾向，是否会干预？”
“有终止协议。”危暐说，“如果张坚表现出明确的自杀意图——如购买工具、写详细遗书、与他人告别——我们会启动‘紧急安抚程序’：通过伪造的‘任务成功’信息暂时稳定他，然后观察他如何应对随后的‘系统暴露’（单位审计）。”
“但你们没有干预。”指出，“根据日志，张坚在8月27日写下遗书草稿，你们监测到了，但没有启动安抚程序。”
危暐沉默两秒：“因为遗书是草稿，没有发送，也没有进一步行动。按照协议，这属于‘自杀意念’而非‘自杀意图’。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在最后关头，他是会选择向家人坦白、向组织自首、还是自杀。这是实验的‘终末抉择观察点’。”
付书云猛地拍桌：“所以你们明明可以阻止，却选择观察他死？！”
“从实验角度，是的。”危暐的回答依然平静，“我们需要完整的数据链，包括‘道德决策中枢彻底崩溃后的终极选择’。这是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圆桌周围，除了危暐，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悲痛或难以置信。
陶成文深吸一口气，强行保持主持人的冷静：“那么，在张坚做出最终选择后，你们的‘术后观察’是什么？”
（五）第四轮复盘：2019年8月28日之后——数据如何成为商品
“2019年8月28日凌晨3点17分，张坚在办公室自杀。我们通过监控确认死亡，然后启动‘数据封存程序’。”
“步骤一：痕迹清理”
“远程删除了他手机和电脑中的所有木马程序，清除了我们服务器的相关访问日志。保留了核心数据，但切断了可追踪的连接。”
“步骤二：数据打包”
“将九个月的所有数据——心理指标、生理数据、社会关系变化、决策时间线、资金流转记录——打包成‘实验体09完整数据集’，大小47tb。”
“步骤三：价值评估与定价”
“根据数据的完整性、稀缺性和应用潜力，我们给数据集定价为120万美元。潜在买家包括：其他诈骗集团（用于优化话术）、某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用于社会操控研究）、学术黑市（用于发表‘突破性’论文）。”
程俊杰在外围席举手发言：“我们后来在kk园区服务器发现了销售记录。确实有三个买家接洽，但最终成交只有一个——中东某王室资助的研究机构，以85万美元成交。他们还购买了‘方法论教程’。”
“是的。”危暐确认，“那家机构对‘如何在权威社会中系统性操控个体’特别感兴趣。这是数据集的最大卖点。”
“在知识经济中，所有稀缺数据都有价值。”危暐说，“医学实验数据、心理学研究数据、甚至灾难受害者的生理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交易。我只是更……坦诚地进行了这种交易。”
陈文渊教授摇头：“但这违反了最基本的科研伦理——知情同意、不伤害、数据用途透明。你将这些原则全部践踏了。”
“所以我坐在这里。”危暐说，“接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这是我第一次，在符合伦理规范的框架下，讨论我的研究。”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
“也许，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为什么那些原则存在。”
（六）第五轮复盘：对比实验的伦理差异
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出两个平行实验的实时数据：
左侧屏幕：菲律宾“理想社区”数据流。显示着成员互助、民主决策、冲突调解的记录。
右侧屏幕：云海市“善意地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