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数据，推断他失眠的夜晚——用电曲线显示他深夜开灯、在客厅踱步。”
程俊杰忍不住骂了句脏话。
“2019年5月，你们引入了‘外部威胁’。”陶成文切换到伪造的“境外警告信”，“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当时张坚已经深陷其中了。”
“为了彻底切断他的退路。”危暐说，“虽然他已经投入很多，但理论上，他仍然可以选择向单位坦白，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这封信制造了一个外部敌人，让他相信一旦退出，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这把他推入了‘唯一出路就是继续前进’的认知牢笼。”
付书云想起张坚看到这封信副本时的反应——不是愤怒，是恐惧。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现在终于找到了源头。
“然后就是最后的收割：单笔600万。”马文平指着投影上的调拨单，“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危暐沉默了很久。这次他没有看投影，而是盯着自己的手铐。
“那笔操作……我有些犹豫。”他终于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你在笔记里写的是‘目标进入道德麻木期，收割条件成熟’。”张帅帅调出那段笔记。
“那是写给顾明远和投资方看的。”危暐的声音低了下去，“实际上，在决定启动600万操作前，我调阅了张坚家庭的最新观察报告。他妻子的肾病恶化了，需要换肾，费用至少40万。他儿子公务员考试再次失败，开始酗酒。张坚本人的血压和心率数据都显示长期应激状态。”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某种复杂的东西：“我当时想……也许该停了。已经转了1700万，数据足够了。”
“为什么没停？”鲍玉佳问。
“顾明远说，实验需要‘完整的压力测试曲线’。600万是测试目标在极高压力下的决策模式，这对模型完善至关重要。”危暐说，“而且……投资方在催成果。他们说如果这个月看不到‘阶段性突破’，就撤资。”
“所以你还是同意了。”
“我修改了操作方案。”危暐说，“原本计划是让‘李主任’直接命令他签字。我改成了‘情感动员’模式：让演员先表达对他家庭困难的‘组织关怀’，承诺任务结束后会‘特批医疗补助和子女工作安排’，然后再提出600万的需求。我想……至少让他感觉是在做一笔‘交易’，而不是单纯的压榨。”
曹荣荣摇头：“有区别吗？结果都是骗走600万。”
“在结果上没区别。”危暐承认，“但在他的心理体验上……也许有。至少他签字时，心里还有一丝‘这是为了家人’的自我安慰。而不是纯粹的恐惧。”
付书云突然明白了张坚最后那段录音里的平静从何而来——那是绝望后的自我欺骗，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濒死状态。
（五）第九步：撤离与观察——信任蒸发的社会实验
投影切换到骗局收网后的社会观察阶段：能源局内部的人际关系变化、审批流程僵化、跨部门协作受阻……
“这部分实验，你亲自参与了多少？”沈舟问。
“主要是数据分析和模型修正。”危暐说，“顾明远负责现场观察员的安排。但我每周会看汇总报告，调整观察指标。”
梁露调出一份报告节选：“你们甚至跟踪了能源局食堂的闲聊话题变化？这有什么意义？”
“闲聊是组织内非正式信任的重要指标。”危暐说，“当人们开始减少闲聊、说话更谨慎时，说明防御性氛围在形成。我们记录了食堂里‘张坚’这个名字被提及的频率变化：从最初每天十几次，到一周后几乎消失。这意味着他被‘社交性抹除’了——人们不敢谈论他，怕引火烧身。”
鲍玉佳想起社区里那些大妈，她们也会在出事的人背后窃窃私语，但至少还会谈论。这种“不敢谈论”的沉默，确实更可怕。
“最让我惊讶的数据是这个。”张帅帅投出一张图表，“能源局在张坚案后，内部‘知识分享’减少了68。老员工不再愿意指导新人，怕‘教错东西担责任’。这种知识壁垒的建立，对组织能力的损害是长期的。”
危暐看着那张图表，眼神复杂：“这个数据……我当时标注为‘意外收获’。它证明信任崩解会阻断组织内部的知识流动，导致集体智力衰退。我在论文里用了这个案例。”
“但你没有写这个‘集体智力衰退’的具体后果。”程俊杰调出另一份文件，“能源局因为新员工培训不足，连续发生了三次小型操作事故，其中一次差点引发火灾。这些在你的论文里被简化为‘效率损失’，没有提到活生生的人命风险。”
危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还有张坚的家庭观察。”付书云打开自己带来的档案，“你们记录了他妻子病情恶化、儿子酗酒、亲友疏远，但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代价数据点’。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数据点背后，是一个女人在病床上的疼痛，一个年轻人在深夜的绝望？”
危暐低下头。手铐的链子轻轻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