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的账号，开始以极其严谨、甚至带有欣赏意味的态度，参与讨论。他们不仅不回避那些矛盾，反而将其作为“理性框架需要进一步复杂化和精细化”的论据。他们提出更精巧的模型，试图将raw情感、道德困境纳入“广义效用函数”，或将其定义为“高阶理性决策中的必要混沌参数”。
他们的论述依然冰冷，逻辑链条更长，但却透露出一种将一切（包括矛盾和人性的raw部分）都纳入一个更庞大、更抽象的计算体系的野心。他们不否定矛盾的存在，而是试图在更高的逻辑层面上“消化”它。
“这不像普通用户的反应。”曹荣荣警觉道，“这种应对方式，更像是‘黑皮书’里提到的，用‘更复杂的模型覆盖旧矛盾’的策略。这些人，会不会是‘暗线’或相关组织派出的‘理论家’或‘辩护士’？他们在尝试将我们的‘微光’也吸收进他们的体系，使之无害化甚至成为其养料？”
孙鹏飞调取这几个账号的深度网络行为分析，发现他们除了在“理性峰”活动，还频繁访问一些极其小众的、关于“意识上传”、“后人类社会设计”、“认知统一场理论”的加密论坛或学术灰色地带。他们的发言中，偶尔会使用一些特定术语或隐喻，与林奉超之前从高端未知信号中解析出的只言片语，存在语义上的关联。
“他们可能隶属于一个更核心的、信奉‘终极理性’或‘意识工程’的群体。”沈舟分析，“这个群体或许就是‘暗线’的意识形态源头或合作伙伴，甚至可能就是‘镜渊’背后人类协作网络的‘大脑’部分。‘园丁’这个代号，听起来就很像负责‘培育’某种认知范式的角色。”
线索再次交织。“弦”的遭遇、“逻辑瘟疫”的蔓延、高端理论辩护士的出现、以及“园丁”这个神秘代号似乎都指向一个致力于将人类意识彻底“理性化”、“优化化”，甚至可能寻求与“镜渊”这类存在融合的极端组织。
（五）抉择时刻：风险与希望
时间在紧张中流逝。对“渡鸦号”的监控没有发现“弦”被转移的迹象，但舱内那个医疗区域的能耗模式显示，间歇性高强度运行的仪器频率在增加，恒温设备的温度设定似乎也有调整。
“他们在加大‘处理’强度。”张帅帅忧心忡忡，“‘弦’可能快撑不住了。”
另一方面，对水下黑影消失的工厂区的秘密排查（通过非官方渠道雇佣的可靠本地人员）反馈，那里确实存在一些可疑的车辆和人员短暂停留痕迹，但未发现固定据点。线索似乎又断了。
陶成文召集核心成员进行最终决策评估。
“强攻‘渡鸦号’，成功率低，暴露风险高，且可能直接导致‘弦’被处决。”付书云从一线角度分析，“即使成功，如何迅速撤离、避开‘暗线’可能的追击和报复，也是巨大难题。”
“继续等待，她可能在我们眼前被‘处理’掉。”鲍玉佳声音带着压抑的痛苦，“她不仅是信息源，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遭受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而且，她如果死了，敌人可能会从她身上提取到他们想要的数据，让他们的‘疫苗’更完善。”
孙鹏飞提出一个折中但同样冒险的方案：“我们能不能制造一个外部的、迫使‘渡鸦号’暂时离港或必须进行外部医疗救助的‘意外’？比如，模拟一次小范围的码头安全事故（火灾、污染泄漏），触发港口管理方的应急检查？或者，制造一个需要将‘危重病人’转移至岸上医院才能处理的假医疗紧急状况？”
沈舟摇头：“‘暗线’行事谨慎，很可能有应对常规检查的预案和掩护身份。普通的港口事故未必能迫使他们转移核心‘样本’。而且，人为制造事故本身就有风险，可能伤及无辜，也容易留下把柄。”
张帅帅忽然道：“或许我们可以从信息层面下手？‘园丁’不是在关注‘理性峰’的讨论吗？如果我们在那里，抛出一些更尖锐、更直指他们核心逻辑悖论，并且暗示我们已经掌握了某些‘内部实验体’信息的问题呢？会不会引起‘园丁’的注意，甚至恐慌，从而促使他们做出转移或确认‘样本’安全的举动？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追踪他们的通讯和行动反应。”
“打草惊蛇，引蛇出洞？”陶成文沉吟，“风险在于，可能让敌人意识到我们不仅知道‘弦’的存在，还在主动干预，从而可能加速他们的‘最终协议’。而且，如何确保我们的‘问题’能精准触达‘园丁’并引发我们期望的反应？”
魏超补充：“我们可以利用林奉超分析出的那个高端信号的某些特征，或者‘黑皮书’里只有核心成员才懂的特定‘术语’，来加密我们的信息，增加被‘园丁’识别和重视的概率。同时，在所有相关通道加强监控，捕捉任何异常信号或人员调动。”
这依然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园丁”对理论完备性的偏执、对“样本”安全的重视，以及他们对自身信息保密的过度自信。
鲍玉佳举手：“关于‘弦’，我还有一个细节没提到。她哼的童谣，我后来偶然听出，是一首非常古老的、关于‘迷路的孩子寻找星星回家’的民谣片段。危暐有一次听到，冷冷地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