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仔细地审视危暐整个‘堕落’和‘犯罪技术成熟’的过程，”林奉超建议，“尤其是他从国内潜在罪犯，转变为跨国犯罪集团‘架构师’的那个关键逃亡与适应阶段。他的思维模式在那个时期经历了最剧烈的‘实战化’淬炼。或许，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那种危险的‘元逻辑’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从潜在倾向膨胀为系统性恶行的。这或许能为我们理解‘镜渊’的‘逻辑’，提供一个更具体、更‘人性化’的参照系。”
团队决定，结合付书云、马文平掌握的线索、后续跨国执法机构的情报汇总、以及部分被解救高阶“话术师”的供述，对危暐逃亡缅甸并融入kk园区的关键阶段，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情境重构。目的不是重复已知的犯罪细节，而是聚焦于他思维方式、风险决策和自我认知在那个极端环境下的演变，寻找其个人“算法”与“镜渊”那种冰冷“元逻辑”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同构性。
（二）亡命算法：从潜逃到“入职”
情境重构在高度拟真的“静默分析核心”进行。这次重构不再局限于危暐个人的心理活动，还尝试模拟了当时东南亚边境地带复杂的犯罪生态、kk园区内部残酷的权力结构、以及危暐与各方（蛇头、园区头目、早期合作者、第一批“学员”）互动的动态博弈。
第一阶段：精准的溃逃（基于付书云提供的碎片和边境执法记录还原）
国内调查网收紧，危暐并未仓皇出逃。他利用最后可控的资源和人脉，进行了极其周密的“压力测试”和“路径规划”。
模拟显示，他评估了多条潜逃路线（东南亚、非洲、东欧），最终选择缅甸，并非因为最容易，而是因为其犯罪产业的成熟度、与国内的地理及灰色经济联系、以及当地武装势力与诈骗集团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为他这种“技术型”人才提供了最大的“价值兑现空间”和“博弈复杂性”。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将其“认知优势”最大化的“高杠杆”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避难所。
他通过多重中间人，接触了不止一个偷渡集团和诈骗园区中介。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他扮演的不是惊慌的逃亡者，而是一个“怀揣高价值项目寻求合作”的“专家”。他会试探性地抛出一些经过设计的“诈骗模式优化思路”和“风险控制模型”碎片，观察对方的反应和理解深度，以此判断哪个渠道背后的势力更有“眼光”和“实力”，能为他提供足够的平台和自主权。
“他在进行‘反向面试’，”付书云在观察模拟时评论，“他找的不是庇护所，是能让他施展的‘实验室’和‘放大器’。他很清楚自己的‘技术’在那些只懂暴力和粗放诈骗的头目眼里的价值。他在挑选‘雇主’，同时也在评估未来可能的‘博弈对手’和‘合作者’的风险偏好与智力水平。”
马文平补充：“执法记录显示，他离境前后，其关联账户有几笔非常规的资金流动，指向几个东南亚的离岸空壳公司。现在看来，那可能不是转移赃款，而是在为自己铺设未来可能的资金渠道和退路。他的逃亡，每一步都带着计算和布局。”
第二阶段：危险的“面试”与“议价”（基于被捕中层头目和早期合作者的混杂供述拼凑）
成功偷渡进入缅北后，危暐并未被直接送入某个园区。他被“招待”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守卫森严的别墅里，与几个不同园区的“代表”进行了数轮接触。这些“代表”本身也是人精，对危暐将信将疑。
模拟情境中，危暐面对这些可能一言不合就动武的亡命徒，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没有哀求，也没有炫耀，而是采用了一种“问题-解决方案”式的陈述。
他会先让对方描述他们园区当前遇到的“痛点”：比如“转化率上不去”、“高端目标难钓”、“受害者容易中途醒悟报警”、“内部管理混乱、话术员叛逃或消极怠工”。
然后，他会针对每个“痛点”，提出非常具体的、基于心理学和数据分析的“优化方案”框架。例如，针对“转化率”，他会提到“建立受害者动态心理画像数据库，实时匹配话术模块”；针对“高端目标”，他会提出“定制化身份伪造与情境构建，利用其社会关系与心理弱点进行多维施压”；针对“内部管理”，他会建议“引入绩效与恐惧混合的激励体系，配合轻度意识形态灌输，制造可控的‘斯德哥尔摩效应’”。
他说的不是空话，他会当场用纸笔或简易电脑，勾勒出粗略的流程图、数据模型和话术模块示例。他的语言冷静、专业，充满了“投入产出比”、“风险概率”、“心理阈值”、“可扩展性”等术语。
“他在展示自己的‘工具箱’和‘方法论’，”孙鹏飞分析道，“更重要的是，他在展示一种将犯罪‘工程化’、‘可度量化’的思维模式。这对于那些习惯于暴力、恐吓和粗糙骗术的犯罪头目来说，是一种降维打击。他们或许听不懂所有细节，但他们能感受到这种‘专业性’背后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和风险降低。危暐成功地将他个人的‘认知技术’，包装成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生产力提升方案’。”
同时，危暐也在尖锐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独立的“技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