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培训部门”、高度人事和操作自主权、可观的利润分成、以及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他知道完全的安全不可能，但要表明态度）。他会暗示，不满足这些条件，他宁愿去找别的“合作伙伴”，或者“带着脑子去其他地方”。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博弈，”陶成文看着模拟中危暐与面带凶相的“代表”们平静对视的场景，“他在用自己对犯罪体系的‘理解’和‘改造能力’作为筹码，与暴力本身进行谈判。他赌的是对方对利润的贪婪压倒了对失控的恐惧，也赌自己对人性弱点和组织管理的‘理解’能让他在这个狼窝里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沦为被榨干的‘工具人’。”
最终，一个实力雄厚、且头目相对“有野心”也“稍微讲点规矩”（或者说，更注重长远利益）的kk园区集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危暐完成了从逃亡者到“特殊人才引进”的身份转换。
（三）系统升级者：危暐的“园区改造”
进入kk园区后，危暐被授予了一个独立的、被称为“v组”（后来演变为“技术部”）的部门。起初，他面临的是怀疑、敌意（来自原有的暴力打手派系）和有限的资源。
模拟聚焦于他如何利用有限的授权和资源，快速证明自己的价值，并逐步将他的“犯罪算法”植入这个庞大的罪恶机器。
第一步：打造“样板间”与“数据驱动”。
危暐没有立刻全面铺开。他挑选了少数几名有一定文化基础、可塑性较强的话术员（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是原有体系中不得志的），亲自进行高强度培训。培训内容远超传统话术，包括基础心理学、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甚至简单的逻辑推理。他为他们设计了全新的、模块化的话术脚本，并建立了详细的“客户”反馈记录和“转化率”追踪表。
他要求这些“样板”话术员，在每次通话后，不仅要记录结果（成功/失败/金额），还要详细描述通话过程中受害者的情绪变化、提出的质疑类型、以及话术员自己的应对策略和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亲自分析这些记录，寻找模式，优化话术模块。
很快，“v组”的“样板”团队，在针对特定类型受害者（如二三线城市中小企业家、退休干部、全职主妇）的诈骗中，转化率和平均单案金额开始显着超过园区其他传统小组。数据摆在那里，质疑的声音暂时被压了下去。
“他在引入‘数据驱动决策’和‘精细化运营’，”沈舟看着模拟中危暐深夜分析记录数据的场景，“将原本依赖个人经验和暴力的犯罪活动，部分转化为可分析、可优化、可复制的‘流程’。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他将犯罪过程‘去个人化’和‘可度量化’，从而为自己的‘技术权威’奠定了事实基础。那些头目或许不懂心理学，但他们看得懂不断上涨的业绩数字。”
第二步：构建“心理模型库”与“风险预警”。
基于“样板间”积累的数据，危暐开始构建更系统的“潜在受害者心理模型库”。他将受害者按年龄、职业、地域、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网络行为等多维度标签化，并为每种标签组合推测其可能的“心理脆弱点”和“认知盲区”。同时，他设计了一套“风险预警”指标，当话术过程中出现某些特定反应模式（如反复询问细节、表现出强烈道德质疑、试图联系外部验证）时，系统会提示话术员切换至“风险管控”话术模块，或直接放弃，避免触发报警。
“这就像给诈骗机器装上了‘雷达’和‘自动驾驶仪’，”魏超评论，“降低了依赖话术员个人临场发挥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因操作失误暴露的风险。危暐在系统地降低犯罪的‘熵’，提高其‘确定性’和‘安全性’。他的‘算法’在蚕食原有犯罪模式中‘人’的不可控因素。”
第三步：实施“框架寄生”培训与“绩效文化”。
对于更广泛的普通话术员（很多是被胁迫的受害者），危暐的改造更具渗透性。他简化了自己的话术体系，将其浓缩成更容易记忆和执行的“步骤清单”和“关键词触发”模式。同时，他引入了“绩效排行榜”、“小组竞赛”、“末位惩罚”（但与原有暴力惩罚不同，更多是剥夺休息时间、增加任务量等）等机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竞争动力。
更重要的是，他定期组织“分享会”，让“成功”的话术员分享经验。但他会引导这种分享，重点不是讲述诈骗技巧，而是讲述“如何克服内心的道德障碍”、“如何理解受害者也是因为贪婪才上当”、“如何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特殊的‘财富再分配’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他在系统地、集体性地植入一种扭曲的“意义框架”，为参与者的罪行进行合理化，削弱其罪恶感，并制造一种扭曲的“职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
“这是将‘框架寄生’技术规模化、日常化，”程俊杰指出，“他在制造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合理化的罪恶小生态。话术员们不仅是在执行命令，更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工作的某种扭曲‘正当性’。这比单纯暴力胁迫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