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打来电话：“应教授，您的这根′绣花针'，这回可真是绣出了真章！”应璇玑更加努力地深入实践。
1990年，她主动申请到基层派出所挂职锻炼一年。这一年里，她白天参与日常警务工作，晚上继续研究案例。她发现，很多基层民警在处理青少年案件时，缺乏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1992年，她主编的《犯罪心理学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面向公安实战的心心理学教材。书中不仅介绍了犯罪心理学理论，还提供了大量实际案例和处理建议。
这本书很快在全国公安系统内流传开来，应璇玑也开始被更多人认识和认可。
1993年，河北一起连环纵火案陷入僵局，当地警方侦查数月无果，邀请应璇玑协助破案。通过对纵火地点、时间和方式的分析，她刻画出了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年龄16-18岁，家庭存在严重暴力沟通，可能因学业挫折产生报复心理。警方根据她的分析缩小排查范围，最终抓获了一名17岁的职高学生。案件破获后，当地刑警队长握着她的手说：“应教授，您的心理画像帮我们节省了大量警力资源！"这次成功让应璇现更加坚信：犯罪心理学不仅能在破案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帮助预防犯罪。1995年，她出版专著《犯罪心理与早期干预》，系统提出了“家庭-学校-社区"三级预防体系。她在书中写道：“惩罚犯罪如同扑火，而预防犯罪才是根治火源。但火源何在？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的褶皱深处。”就在专著出版的那年春天，应璇玑在研究生复试中遇到了姜凌。当听到这个年轻女警说“我想从构建高危青少年早期心理行为识别与分级干预模型开始"时，应璇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应璇玑很高兴自己收下了这个学生，她相信姜凌能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应璇玑倾囊相授。她不仅教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姜凌的系统思维和实践能力。她经常带着姜凌参与实际案件分析，让她了解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1996年的清源市白塔公园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清源市公安局邀请应璇玑协助破案，她特意带上了姜凌。在现场分析时，姜凌敏锐地注意到了那些幼稚的涂鸦和偏低的喷漆高度，并提出作案者可能是青少年的判断。这个判断与应璇玑的想法不谋而合，后续的调查也证实了她们的推测。
但应璇玑更看重的是案件背后的预防价值。在破案后，她指导姜凌对五名涉案青少年进行了深入的心理评估和家庭环境分析，完成了详细的《个体犯罪风险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分析了每个人的犯罪原因，还提出了具体的干预建议。
“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些？"姜凌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应璇玑回答：“因为破案只能解决过去的问题，预防才能避免未来的悲剧。破案是治标，预防犯罪才是治本。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为预防犯罪积累经验和数据。”
1998年，姜凌研究生毕业决定回晏市工作。许多人都觉得可惜一-以姜凌的学历和能力，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的高校或科研机构。但应璇玑理解并支持学生的决定。
临别时，应璇玑送给姜凌的是祝福、是期待，更有鼓励：“预防犯罪需要从基层做起。晏市虽然小，但正因如此，反而更容易开展试点工作。你在那里他出的成绩，会比在北京写论文更有说服力。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你去吧，我做你的后盾。”
事实证明应璇玑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到晏市后，姜凌开始在市公安局筹建数据中心，尝试整合户籍、学籍、社区记录等信息，建立犯罪风险预警模型。应璇玑虽然远在北京，但始终关注着学生的进展，经常通过电话和书信提供指导。2000年，当湘省公安厅筹备成立“犯罪预防分析中心"时，应璇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姜凌。
在专家论证会上，有人质疑姜凌太年轻，缺乏省厅层面的工作经验。应璇玑据理力争：“姜凌同志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丰富的基层经验，更有成功的实践案例。她在晏市建立的犯罪预警模型，已经使当地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18%。这些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终，姜凌被任命为中心筹备组组长。应璇玑亲自为她起草了中心建设方案，强调“数据驱动、多方联动"的建设理念，强调建立全省统一的犯罪风险数据库，整合多部门信息；开发科学的风险评估工具，实现早期预警；同时建立家庭、学校、社区、公安联动的干预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此后数年，师徒二人一个在基层摸索试点，一个在学界呼吁倡导。2003年，她们合作发表的《基于数据挖掘的犯罪风险预警模型构建--以晏市为例》论文，获得了公安部科技进步奖。
应璇玑与姜凌一起努力，将晏市的试点经验一步步提炼成可推广的模式。这个模式后来被称为“湘省经验"，成为全国犯罪预防体系建设的蓝本。随着犯罪预防分析中心的成立，应璇现的预防犯罪理念开始从学术研究走向制度实践。但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个体系持续运转，并不断扩大影响。
她和姜凌一起，为犯罪预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