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第二锤，桩入土一尺，岸边的柳树枝条齐刷刷一抖，枯叶落了满地。
“铛”第三锤，桩入土三尺，江心那个深水回涡忽然平静下来，像一面墨绿色的镜子，连一丝涟漪都看不见。
一锤一锤，铁桩一寸一寸沉入大地。打到第七锤时，贺船公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额头的汗珠子黄豆大，一颗一颗砸在桩顶。打到第九锤，他猛地一抖，像被什么撞了一下腰，却死死攥着桩沿，没松手。
“铛”最后一锤，桩入土九尺整。露在地面的只剩下三尺桩头，锚爪朝天，锈迹斑斑。
江水彻底平静了。围观的几百号人鸦雀无声。
章先生长舒一口气，对贺船公拱了拱手：“老掌柜，往后这渡口，安稳了。您多保重。”
他挑着空木箱，头也不回地走了，从此再没出现在老牛窝。
贺船公在原地站了很久，手还扶着桩头。有人看见他站起来时，腰明显弯了一些，那年他才五十六岁。
铁桩打进地里的第二年，老牛窝渡口破天荒没出任何事故。第三年、第四年，都没有。从前那些邪性的漩涡、无端翻的船、淹死的人，统统成了回忆。
贺船公撑船撑到七十二岁，实在撑不动了，把竹篙传给儿子。他每天傍晚还要拄着拐棍到江边，坐在铁桩旁边，抽一袋烟，望着江水出神。逢初一十五，他从不忘记带一碗江米，放在桩头，再点三根香。
有人问过他：“贺老爹，当年那章先生说的是真是假？这桩子底下真有条龙？”
贺船公不答话，只是把烟袋锅在桩身上磕磕，磕出一蓬火星。
一九五六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老牛窝地势低，整个渡口被淹成一片汪洋，房屋倒了大半，唯独那根铁桩还在。水退后，人们发现桩身上的铁锈被冲得干干净净，露出底下青黑色的铁胎，錾刻的云水纹清晰如新。更奇的是，铁桩周围三十步内，淤泥里竟然刨出几十条死鱼，每条都有一尺多长，身上没有伤口，像是被活活震死的。
有人说，那是龙翻身时，铁桩把它压回去了，水里的鱼是替它挡了灾。
也有人说，那是贺船公在底下护着。
洪水那年，贺船公已经八十四岁，病在床上起不来。家人不敢告诉他渡口被淹，他却像有感应似的，那天下午忽然清醒过来，让人扶他坐起身，望着窗外说：“江退了，桩还在。”
当晚，他安静地走了。
贺船公死后，老牛窝渡口日渐萧条。新修的公路通了车，江运没落，船家一条一条转行，码头也一年一年淤浅。到七十年代末，最后一艘渡船被拖上岸，卖给收木料的，劈成了柴。
但铁桩还在。
八十年代有单位想开发江边旅游，嫌铁桩碍事，派人来拔。挖掘机钩子拴着钢丝绳，扯了半天，铁桩纹丝不动，挖掘机自己倒憋熄了火。司机跳下来检查，发现钢丝绳崩断了好几股，断口齐刷刷的，像被利刃切的。
后来又有人动过气割枪，就是岳父说的那个收废铁的。那人回去发烧说胡话，到江边烧了纸才好转。
从此再没人敢打铁桩的主意。
岳父说，他小时候常在江边玩，最喜欢蹲在那根桩子旁边看船。老辈人叮嘱孩子，桩子可以摸，可以靠，但不能踢，不能用石头砸，更不能往上撒尿。谁不听话，贺老爹的烟袋锅敲头。
“贺老爹不是死了吗？”他问。
老人瞪他一眼：“死了也得敬着。”
岳父后来参了军，转业进工厂，在城里安了家。八十年代末他回老家，专门去江边看那根桩子。渡口早没了，江边新修了水泥堤坝，但那根铁桩还在，孤零零立在水泥地中央，像个被遗忘的老兵。
他走近去看，桩身上的云水纹依然清晰，只是锈迹又厚了一层。锚爪朝天，四指张开，像在攥着什么，又像在等着什么。
他在桩前站了很久，摸出一根烟，放在桩顶。
“贺老爹，”他在心里说，“渡口没了，船也没了，就剩您和这根桩子了。您爷俩好好守着吧。”
一阵江风吹过，铁桩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老船公的一声叹息。
这个故事，岳父讲过很多遍。每次讲到最后，他都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有些东西，你看着是铁疙瘩，是废料，可在另一些人心里，那是命换来的，是几十年的香火供着的。这样的物件，不能动，也动不了。”
我后来专门查过一些资料，民间确实有“镇水铁桩”“镇水铁牛”的遗存，大多是明清时期为镇压水患、稳固河堤所设。它们既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也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抗争。
老牛窝的这根铁桩，没有县志记载，没有文物编号，只有一个老船公用后半生健康换来的传说。它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问号，也像一个坚定的句号。
前两年，听说当地要建江滨公园，规划图上，铁桩的位置被画成了一座凉亭。岳父打电话给老家的人，托他们去打听。反馈说，铁桩还在，规划的凉亭改了位置，绕着它。
“算他们识相。”岳父放下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