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秋，陕西省北部山区。
新建的第三监狱隐没在连绵的黄土丘陵之中，距离最近的集镇也有三十公里。
这里是革命老区，也是古战场遗址。
监狱围墙外，裸露的土层中常能看见破碎的陶片和人骨残骸。
当地老人说，秦朝修直道时，这里处决过数万战俘。
王铁柱背着行李走下军用卡车时，第一眼看见的是灰黄色的山峦和监狱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
他是新调来的武警内卫，负责外围警戒，带他的老兵叫赵大勇，黑脸膛，说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
“这儿四个角都有岗楼。”赵大勇指着高墙四角的水泥塔楼，“东南角那个下面就是干警生活区，热闹。西北角那个……”他顿了顿，“咱们叫它孤楼。”
“为啥叫孤楼？”王铁柱问。
赵大勇没直接回答，只是朝西北方向抬了抬下巴。
王铁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片山体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土包，有些立着残缺的石碑，有些只是用石头垒了个标记。
“坟地。”赵大柱说，“清朝到民国，埋了不少人。修监狱那会儿，推土机一铲子下去，全是头盖骨，拉走了十几卡车。”
王铁柱感觉后颈有些发凉。
“孤楼离营区五百米，晚上就你一个人。”赵大勇继续说，“每月初一十五，尤其农历七月，夜里最好别往外看。”
“看什么？”
赵大勇笑了笑，没接话。
监狱的日常枯燥而压抑，白天的训练场是从山脚硬挖出来的平地，靠山的一侧土壁呈阶梯状，雨水冲刷后，常常露出森白的骨殖。
王铁柱第一次看见时，还以为是什么动物骨头，直到看见半个完整的颅骨嵌在土里，黑洞洞的眼窝正对着训练场。
老狱警周福贵五十多岁，在监狱干了三十年。他告诉王铁柱，这里古代是刑场，专门杀俘虏。“阴气重，所以每年两个日子必须做件事。”
“什么事？”
“中元节和除夕夜。”周福贵说，“中队抽十个人，子弹压满，对着后山放空枪，清空弹夹。从建监狱开始就这样，规矩。”
王铁柱想问为什么，但周福贵已经转身走了，只留下一句：“年轻人，晚上站岗机灵点。”
孤楼的岗哨采用抽签制，谁也不愿去，尤其是凌晨两点到四点那一班。
刚睡下两三个小时就被叫醒，站完岗回去天都快亮了，根本睡不着，六点还得照常训练。
王铁柱运气不好，来的第二周就抽中了孤楼的夜岗。
十月下旬，山里的夜已经冷得刺骨，王铁柱被领班员赵大勇摇醒时，腕表指针停在凌晨一点四十。
他迷迷糊糊穿上军大衣，挎上那把五六式冲锋枪，跟着赵大勇走出营房。
那晚的月亮很怪，不是常见的皎洁或昏暗，而是蒙着一层毛茸茸的光晕，像隔了层磨砂玻璃。
民间把这种月亮叫做毛月亮。惨白的光洒在监狱高墙上，把一切都照得模糊不清。
从营区到孤楼要走过一条五百米的水泥路，两侧是荒地和零星的灌木。
风不大，但持续不断，吹得路边的枯草簌簌作响。
孤楼是一座四层水泥建筑，底层是器材室，上面三层是哨位。
铁门上的锁已经锈蚀，每次开合都会发出刺耳的嘎吱声，赵大勇费力地拧开锁，推门时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三点五十我来换你。”赵大勇说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王铁柱沿着螺旋楼梯向上爬，每一步都响起空洞的回音。
哨位在三楼，四面都是玻璃窗，只有朝外的一侧开了个射击孔，屋里除了一张高脚凳、一个挂钟和一部内线电话，别无他物。
他看了眼挂钟：两点零七分。
王铁柱抱着枪，每隔几分钟就用望远镜扫视监狱外墙和远处的山路，除了风声和偶尔响起的虫鸣，什么也没有。
两点四十五分，他听见楼下传来轻微的刮擦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蹭铁门。
王铁柱放下望远镜，屏息倾听，声音持续了十几秒，停了。
他松了口气，大概是监狱里养的土狗“黑子”在附近转悠，那狗常在各岗楼之间溜达，有时会扒拉门。
但紧接着，声音变了。
不再是刮擦，而是抓挠，急促、尖锐，像是指甲划过金属表面，而且不止一处，似乎门板上下都在响。
王铁柱端起枪，将眼睛凑到射击孔前，朝下望去，月光昏暗，只能看见铁门模糊的轮廓。
但门边似乎有一团更深的阴影，但看不清是什么。
抓挠声突然停止。
然后，一声呜咽从楼下传上来。
那绝不是狗能发出的声音。
低沉、嘶哑，像是从被掐住的喉咙里挤出来的，断断续续，时高时低，呜咽里夹杂着类似咳嗽的咯咯声。
王铁柱浑身汗毛倒竖，他握紧枪托，手指扣在扳机护圈上。
呜咽持续了约一分钟，渐渐弱下去，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