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发前的诊断书
清晨六点，危家老宅的厨房里飘出白粥的香气。林淑珍一夜未眠，却坚持为所有人准备了早餐。
“去缅甸之前，吃饱些。”她把一碗碗粥端到桌上，动作沉稳得不像是刚刚得知儿子可能惨死的母亲，“小暐以前每次出远门前，我都给他煮这个——瑶柱虾米粥，他说吃了有家乡味，到哪里都不会怕。”
鲍玉佳接过粥碗，手指触碰到碗壁的温热，眼眶又开始发酸。她看着林淑珍平静的脸，忽然明白了这种平静背后的力量——那是一个母亲用尽一生坚韧，为孩子撑起的最后体面。
陶成文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国际刑警组织缅甸中心局回函了。”他的声音带着疲惫，“原则上同意协助调查，但有几个限制条件。”
所有人围拢过来。文件上列出五条限制：
中方调查团队不得超过6人
不得携带武器或任何可能被视为武器的设备
必须有缅方警方人员全程陪同
在kk园区的活动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
不得接触任何仍在园区内的人员
“4小时？”张帅帅皱眉，“那么大的园区，4小时连走一圈都不够。”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林奉超指着文件末尾的签名，“签字的是缅甸警方的副总监，这个人我打过交道，相对开明。他能批这个，说明国际压力起作用了。”
程俊杰在平板上调出园区地图：“我们需要精准定位。危暐最后出现的地方是c区地下室，那里应该是优先调查点。另外，马强提到的那个可能存活的‘线人’，如果还在园区附近，我们得找到他。”
马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瘦得颧骨突出，但眼睛很亮。
“他叫阿明，缅甸华裔，家在边境附近的村子里。”马强说，“2020年3月，他被骗到园区当翻译。危暐经常偷偷找他学缅语，实际上……是在通过他了解园区外的信息。”
“为什么你觉得他还活着？”孙鹏飞问。
“因为危暐救过他。”马强指着照片背景——那是在园区食堂拍的，危暐和阿明并排坐着，危暐正把自己的鸡腿夹到阿明碗里，“有一次阿明高烧不退，监工要把他扔到‘医疗室’——那里基本上就是等死的地方。危暐去找魏教授，说阿明的翻译能力对项目很重要，硬是让魏教授批了药。”
沈舟仔细看照片：“这个阿明，知道危暐的多少事？”
“应该不少。”马强回忆，“危暐教他编程，说以后出去可以找个正经工作。他们经常在夜里偷偷聊天，有一次被我撞见，危暐马上说是在教缅语。但我知道不是——他们面前的纸上写的是代码。”
付书云忽然想起什么：“危暐的加密邮件里，有一个接收者的密钥是缅语拼音。会不会就是这个阿明？”
马文平已经打开电脑：“我查一下……确实，危暐在2020年4月的一个加密文件中，提到‘边界联络点：’，缅语里‘’可以指‘阿明’。他可能把一些备份资料交给了阿明。”
梁露站起来：“那我们必须找到他。他是可能见过危暐最后时刻的人。”
团队开始确定赴缅人员名单。经过激烈讨论，最终确定的六人是：
陶成文（领队，心理学权威，负责与缅方沟通）
张帅帅（刑警，安全评估和证据收集）
程俊杰（技术专家，负责电子取证）
马强（向导，熟悉园区内部结构）
鲍玉佳（心理支持，同时作为危暐的导师有情感权重）
林奉超（警方联络人，负责国际协作）
孙鹏飞、沈舟、付书云、梁露留在福州，继续分析危暐留下的其他资料，并做远程支持。
出发时间定在两天后。这两天里，团队要做三件事：接种必要的疫苗、准备设备、以及——最重要的——从林淑珍那里，尽可能了解危暐的童年细节。
“有时候，”陶成文对鲍玉佳说，“一个人的终点，埋在他最初的起点里。我们需要知道危暐是什么样的孩子，才能理解他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二）童年的种子：七岁男孩的“安全屋”
早餐后，林淑珍带大家上楼，来到危暐童年时的房间。房间保持得很干净，但明显多年无人居住，有种时间凝固的寂静。
“小暐七岁那年，”林淑珍坐在书桌前的旧椅子上，手指抚过桌面上的划痕，“他父亲确诊癌症。家里一下子乱了，我每天在医院和单位之间奔波，经常很晚才回家。”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是各种小物件：几颗乳牙、几张奖状、一本手绘的“密码本”。
“那段时间，小暐变得很安静。他不哭不闹，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写作业。直到有一天，他班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学校画了一幅很奇怪的画。”
林淑珍从盒子底层抽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画纸。
画上是一个房子，但房子下面有地道，地道连着另一个小房子。小房子外面画着高高的墙，墙上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安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