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部落，太宗对使者说：“契丹与突厥是不同的种族，如今他们前来归附，为什么要索要他们！梁师都是中原人，盗取我国的土地，残害我国的百姓，突厥却接纳并庇护他，我出兵讨伐他，突厥就前来救援，他就像鱼在锅里游动，还担心不能为我所擒获！即使不能擒获他，我也始终不会用归附我的百姓去交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知道突厥朝政混乱，不能庇护梁师都，就写信劝谕他归降，梁师都没有听从。太宗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谋划对付他，刘旻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师都的庄稼，又大量施行反间计，离间他的君臣关系，梁师都的国家逐渐衰弱，前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梁师都的名将李正宝等人谋划逮捕梁师都，事情泄露，李正宝等人逃奔唐朝，从此梁师都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刘旻等人知道梁师都的势力可以攻取，就上表请求出兵。太宗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攻打梁师都，又派遣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逼近他。梁师都率领突厥军队来到城下，刘兰成收起旗帜、停止击鼓，拒不出战。梁师都在夜晚逃走，刘兰成率军追击，击败了他。突厥出动大军救援梁师都，柴绍等人在距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军队相遇，奋力出击，大败突厥军队，于是包围了朔方。突厥军队不敢再救援，朔方城内的粮食耗尽。壬寅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梁师都，献城投降，太宗将朔方地区改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大多带有吴、楚地区的风格，北朝周、齐的音乐大多带有胡族、夷族的风格，于是他斟酌南北音乐的特点，参考古代的乐律，创作了《唐雅乐》，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诏命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上奏呈上新乐。太宗说：“礼乐是圣人根据情感来设立教化的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难道是由礼乐决定的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些音乐的声调充满哀思，路上的行人听到后都悲伤哭泣，怎么能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呢！”太宗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够感动人，所以快乐的人听到后会更快乐，忧愁的人听到后会更悲伤，悲伤和快乐都源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灭亡的政权，百姓必然愁苦，所以听到音乐就会感到悲伤。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演奏它们，你难道会感到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音乐的真谛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对此，司马光说：“我听说古代的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量方圆，用心衡量曲直，却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定是圆规和直尺。圣人不费力就能符合正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收获，却不能把这种智慧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礼乐。礼是圣人所遵循的准则；乐是圣人所喜爱的东西。圣人遵循中正之道，喜爱和平之音，又希望与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因此，工匠拿着垂的圆规和直尺来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主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五帝、三王离开世间已经很久了，后代的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清楚得就像他们还活在世间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本质、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本质；礼仪和声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古代的君主坚守礼乐的本质，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一刻也不远离自身。礼乐从家庭兴起，在朝廷彰显，普及到乡里邻里，延伸到诸侯各国，流传到天下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没有不在礼乐之中的；这样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然后治理教化才能遍及天下，凤凰才会前来朝见。如果没有本质而只有形式，一天践行而百日舍弃，想要用这样的礼乐来移风易俗，确实是很困难的。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上天的祥瑞，音乐不是不美妙，但最终还是免不了颁布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考核乐律，不是不精密，但最终还是不能挽救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整金石乐器的音调，不是不详尽，但最终还是不能阻止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种乐器，调整八音，不是不细致，但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台城的耻辱。既然这样，那么韶、夏、濩、武等古代的音乐都还存在于世间，如果君主的德行不足以匹配这些音乐，就连一个人都不能感化，更何况天下人呢！这就像拿着垂的圆规和直尺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着等待器物制成，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北齐、陈朝的君主荒淫昏庸，他们的亡国之音，只是在朝廷上临时演奏，怎么能改变一代人的哀乐呢！而太宗却急忙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为什么发言如此轻率，并且这样果断地否定圣人的主张呢？
礼不仅仅是指礼仪形式，但没有礼仪形式，礼就无法践行。乐不仅仅是指声音，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展现。就像山，取出其中的一土一石不能称之为山，但是如果把土石都去掉，山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