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在地上浑身流汗，面无人色。只有高允独自陈述事情的事理，分辨是非对错，言辞清晰明了，声音高亢洪亮。皇帝为之动容，听的人无不精神振奋，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刚正不阿吗！宗爱掌权时，威势震动四海。他曾经在朝堂上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快步走到庭院中叩拜，只有高允独自走上台阶行长揖之礼。由此来看，汲长孺可以躺着见卫青，与高允相比，又有什么过分的呢！这难道不是所谓的气节吗！人本来就难以真正了解；我当初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又在外表上看错了他，这就是管仲为鲍叔牙的知遇之恩而感动落泪的原因啊。”
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四月甲申日，南朝宋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希望大权落在大臣手中，六月戊寅日，将吏部尚书的职位分为两人担任，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五兵尚书这一官职。
起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很高，声望与侍中不相上下；后来这个职位的职权变得闲散，任用的人也渐渐不再看重。孝武帝想要提高它的选拔标准，便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是关键重要的部门，散骑常侍是清闲平淡的职位，只改变名称而不改变实际职权，虽然君主想要以此来区分轻重，但人心怎么能够改变呢！”不久之后，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再次降低，而吏部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兄长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对此，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困难，古代圣王就已经谈论过，由来已久。《周礼》规定，选拔官员始于学校，在州里评议，再上报给六官，然后才推荐到王庭。在汉朝，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五府举荐他们为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上奏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的考察，因此能够让有才能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很少出现失误。魏晋时期改变了这种制度，造成了很多损失。有些人外表忠厚而内心阴险，心思如同深谷般难测，即使观察他们的言行，仍然担心不能全面了解，何况如今众多的人才，仅凭一面之缘就做出判断，百官的任免，由一个部门独自决定，于是投机钻营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都追求晋升、贪图利益，加上谄媚亵渎之风，不再有廉耻之心和谨慎敦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舜坐在君主的位置上，想要实现天下太平，也未必能够做到，更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将吏部一分为二，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这种朝三暮四的做法，难道能有所改善吗！”
丙申日，北魏皇帝在松山狩猎；秋季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这时，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以妖言惑众，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图谋作乱，拥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后，甲辰日，所有参与者都被处死，死亡人数达数十人。于是南朝宋下诏淘汰所有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相关的诛杀连坐制度；除非是戒律修行精深刻苦的僧人，其余全部强制还俗。但众多尼姑常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未能施行。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慧机敏，擅长写文章，但性情放浪不羁、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即位时，将他提拔为仆射，职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第，认为当时无人能及，一两年内就希望能担任宰相。不久之后，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心中怏怏不乐，多次上奏请求外放。孝武帝感到不悦，因此渐渐将他降职，五年之内调动了七次官职，两次被弹劾罢官。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所上的奏表，言辞中充满了褒贬讥讽，又喜欢非议时政，孝武帝对他早已积满愤怒。路太后兄长的儿子曾经前往拜访王僧达，擅自登上他的坐榻，王僧达下令将坐榻抬出去扔掉。路太后大怒，坚决要求孝武帝一定要处死王僧达。恰逢高阇谋反，孝武帝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阇勾结通谋，八月丙戌日，将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对此，沈约评论说：“君子和小人，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划分的，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因此姜太公从屠夫、渔夫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从筑墙的奴隶成为商朝的宰相，圣王提拔出身低微的人，只看重才能。到了两汉时期，这种制度仍然没有改变：胡广世代都是农夫，最终位居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却在京城声名显赫：不像后世那样将士人和庶人分为两条不同的仕途。魏武帝最初设立九品中正制，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并非用来区分世家大族的高低贵贱。但负责评定的中正官都是世俗之人，随着时势变化而迎合，凭借世家大族的资历，相互凌驾；这种做法沿袭下来，就成为了固定的制度。周、汉时期的制度，是凭借智慧役使愚昧，魏晋以来，是凭借富贵役使贫贱，士人和庶人的等级，区分得十分明显。”
裴子野评论说：“古代，有德行道义的人值得尊崇，无论他是挑担叫卖的小贩；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出身世家大族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有名望的贵族子孙，也能与平民百姓处于同等地位；士人和庶人虽然有区分，但本质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