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驿站的车马，打着执行公务的幌子，到处谋取私利。他们还和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做假账中饱私囊。结果国家财政不仅没充实，而老百姓却越来越穷了。这一年，王莽又下诏书，强调要坚决推行“六管”制度。每次新制度一出台，王莽就制定一大堆严苛的禁令，谁要是违反了，严重的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这下可好了，奸商和贪官污吏合伙欺负老百姓，大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不仅如此，王莽还规定，只要家里有奴婢，就得给每个奴婢交三千六百钱的税，这让天下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了。纳言冯常觉得“六管”制度问题太多，就劝了劝王莽，结果王莽当场就发火，把冯常的官职给撤了。
新朝的法令又多又细，还特别苛刻，老百姓一不小心就犯法。大家忙着应付各种徭役，连种地养蚕的时间都没有了。偏偏这时候旱灾、蝗灾又接连不断的发生，很多官司一拖再拖，监狱里关满了长期不能结案的犯人。而官吏们为了立威，就借着王莽定下的严苛法令，随意侵吞百姓的财产。富人的家产保不住，穷人连命都快没了，百姓们被逼得没办法，不管穷富都纷纷当起了强盗。他们躲在深山老林或者江河湖泽里，官府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官吏们又不敢上报实情，就糊弄上级，结果强盗越来越多。比如临淮的瓜田仪在会稽郡长州占山为王；琅邪的吕母召集了几千人，杀了海曲县的县令，然后跑到海上当起了海盗，队伍最后发展到一万多人。荆州地区闹了大饥荒，百姓只能逃到山里挖荸荠吃，还经常为了抢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新市人王匡、王凤出面给大家调解纠纷，结果被推举为首领，手下很快就有了几百人。南阳的马武、颍川的王常、成丹这些逃亡在外的人也来投奔，他们一起攻打偏远的村庄，藏在绿林山里，几个月就聚集了七八千人。还有南郡的张霸、江夏的羊牧等人，也和王匡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起事，各自都拉起了上万人的队伍。
眼看事情变得不可控，王莽就派使者去赦免这些强盗，希望他们能够放下武器。使者回来后就如实报告说：“这些人刚解散，没多久又聚到一起当强盗了。我问他们为啥要当强盗，他们都说‘新朝法令太多太严，一不小心就犯法，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交税的。就算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也可能因为邻居私自铸钱或者藏铜，被连累入狱。而那些贪官污吏，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当强盗，只为了谋一条活路。”王莽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把这个使者的官职给免了。但要是有人顺着他的意思，说“这些刁民就该杀”，或者说“这只是一时乱象，很快就会平息”，王莽就会很高兴，还给这些人升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断绝了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的道路，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做领导的根本没办法得到真实的信息，做出的决策自然也就是错误的。
公元18年春季，正月初一，北军南营门失火。?
?本年，王莽任命大司马司允费兴担任荆州牧，并召见他询问到任后的治理计划。费兴说：“荆州、扬州的百姓大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打鱼、砍柴为生。之前国家推行六管制度，征收山林湖泽税，断了百姓生计，再加上连年大旱，导致老百姓没饭吃、穷得活不下去，才去当了盗贼。我到任后，想劝这些盗贼回家，然后给他们提供农具、耕牛、种子和粮食，还减免赋税，这样或许能把他们安抚住。”王莽听完勃然大怒，直接把费兴的官职给撤了。
当时全国的官吏因为拿不到俸禄，都开始搞一些歪门邪道的方法捞钱，郡尹、县宰这些官员家里，黄金都能攒上上千斤。得知这种情况后，王莽就下令彻查，从始建国二年匈奴侵扰边境以来，凡是军官和边境官吏大夫级别以上的官员，只要是靠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就没收他们五分之四的财产，用来补充边防的开支。这时各公府的官吏就坐着驿站的快车在全国到处跑，查贪污的案子，还鼓励官吏举报上级、奴婢举报主人，王莽本想靠这种办法杜绝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结果贪污腐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严重。
王莽的孙子王宗，偷偷画了自己穿着天子衣服、戴着天子冠冕的画像，还刻了三枚印章，这事被发现后，王宗畏罪自杀。王宗的姐姐王妨，是卫将军王兴的夫人，被人告发诅咒婆母，还为了灭口杀了婢女，最后王妨和王兴也都自杀了。
同年，杨雄去世。早在汉成帝刘骜在位的时候，杨雄就做了郎官，在黄门任职，和王莽、刘秀是同事。汉哀帝刘欣刚即位时，他又和董贤同朝为官。后来王莽、董贤做到了三公的高位，权势大得超过了皇帝，他们推荐的人全都步步高升。可杨雄历经三代皇帝，官职却一直没变动。直到王莽篡夺汉朝皇位，杨雄才因为资历老，被提拔为大夫。杨雄这个人不看重权势名利，只是痴迷于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儒家学说，一心想靠文章名留青史，于是写了《太玄》，探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其他学派的学说和儒家唱反调，就诋毁儒家圣人，用奇谈怪论扰乱社会风气，虽然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但最后会破坏儒家的核心思想，误导百姓。所以当时有人向他请教，他就用符合儒家礼法的观点解答，还把这些问答整理成书，叫《法言》。杨雄只专注于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