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家制度和形势决定的。
汉朝建立的初期，高祖敏锐的察觉到秦王朝覆亡的原因，就是皇族被孤立，所以就大封皇族子弟为王，建立了九个封国。从雁门郡以东到辽阳，是燕国、代国。从常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渡过黄河、济水，直到大海，是齐国、赵国。从泗水以南，沿着龟山、蒙山一带，是梁国、楚国。东边围绕长江、太湖，接近会稽郡，是荆国、吴国。北边与淮河附近交界，庐山、衡山一带，是淮南国。从汉水之北，顺着汉水而下，九嶷山一带，是长沙国。各封国边界相接，环绕着东方、北方、南方三面的边疆地区，对外与匈奴、南越国接壤。皇帝可以直接控制的地区，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巴郡、蜀郡，北起云中到陇西，加上京师、内史，共十五个郡。而公主和列侯的食邑，大多都分布在十五郡之内。而大的封国面积跨州，有几个郡那么大，数十个城镇相连，就连封国的宫殿、百官制度都与京师相同。对秦朝来说，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高祖创立大业，需要处理的事务也是非常繁多，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惠帝在位时间又短，高后以女主身份代理皇位，临朝执政，而全国却出现一派和谐景象，没有叛乱的忧患。后来能够摧毁吕姓家族的篡权阴谋，完成文帝的功业，也依赖于这些封国。?
分封出去的诸侯王，虽说都是皇族亲戚，但亲戚关系远了，人一多就容易出乱子。小的诸侯沉迷酒色、违法乱纪，大的诸侯直接起兵造反，最后不仅自己丢了性命，封国也被朝廷收回。汉文帝时，就把大的齐国、赵国拆分成几个小国；汉景帝接着削减吴国、楚国的地盘；汉武帝更绝，搞了个“推恩令”，让诸侯的地盘越分越小。这么一来，原本的大国被拆得七零八落，齐国分成七个小国，赵国分成六个，梁国分成五个，淮南国分成三个。后来皇子被封王，最大的封国也就十几个城镇。以前的长沙国、燕国、代国，名字虽然还在，但早就和大国不挨着边境了。
到了汉景帝那会儿，七国联合造反，把朝廷折腾得够呛。从那以后，皇帝就拼命的打压诸侯王，削减他们的兵力和权力。到了汉武帝时，衡山王刘赐、淮南王刘安又密谋造反，朝廷赶紧出台“左官律”“附益法”，彻底断了诸侯王的实权。这下诸侯王只能收点租子过日子，再也不能插手国家大事了。
等到汉哀帝、汉平帝的时候，这些诸侯王都是皇室远亲，跟皇帝的关系又淡，他们从小在王府里养尊处优，根本得不到老百姓的尊重，这跟当地的土财主没啥区别。偏偏这时候，汉朝皇帝一个比一个短命，连续三代都没有留下子嗣。王莽一看，如今的汉朝从朝廷到地方都弱得不行了，上上下下全是破绽，顿时就起了坏心思。他仗着太皇太后的权势，打着古代贤臣伊尹、周公的旗号，在朝廷里耀武扬威，轻轻松松就把汉朝的大权攥到了手里。等计划都落实了，王莽就直接称帝，还派了一堆官员坐着马车，到全国各地发公告，宣告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些汉朝的诸侯王都被吓得屁滚尿流，赶紧跪下来交出国印，生怕慢一步就惹祸上身。更有甚者，为了讨好王莽，就拼命的拍马屁、歌功王莽的颂德，这实在是既丢人又可悲啊！
这时，国师公刘秀向王莽报告说：“周朝设有泉府这个官职，专门收购老百姓卖不出去的东西，再把老百姓缺的物资供应给他们，这就跟《易经》里说的‘管理好财富，规范好言论，才能防止百姓做坏事’是一个道理。”王莽听了觉得很对，就下诏书说：“《周礼》里写过官府可以借钱给百姓，《乐语》里提到过‘五均’的制度，史书上也有国家管控经济的说法。现在我们推行借贷服务，设立五均司市官，实行国家管控经济，就是为了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打压那些富豪，不让他们仗着有钱就吞并别人的财产。”
于是，新朝就在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这几个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司市官和钱府官。五均司市的官员，每个季度第二个月会给市场上的货物定出上、中、下三个档次的价格，以此来保证物价稳定。要是老百姓手里的粮食、麻布、丝绸、棉絮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五均司市的官员调查属实后，就按照成本价把东西买下来。要是物价涨得比定的平价高出一钱，五均司市就把收购来的货物按照平价卖给百姓；要是物价低于平价，就让百姓进行自由买卖。另外，老百姓手头紧需要借钱的话，钱府官可以借，借一百块钱一个月只收三块钱利息。
不光如此，新朝还照着《周礼》的规定，定了不少规矩：有地却不种的，这叫“不殖”，得交三个人的赋税；在城里有房子却不在房前屋后种树的，这叫“不毛”，得交三个人的布料；成天游手好闲不干活的平民，要罚一匹布。要是拿不出布，就得去给官府打工，官府管吃管住。还有在山林、河流、湖泊里挖矿的，打猎的，捕鱼的，搞畜牧养殖的，养蚕织布缝衣服的，工匠、医生、巫师、算卦的、祭司，以及有其他手艺的人，还有小商小贩，不管走到哪儿做生意，都得主动向当地官府申报收入。官府扣除成本后，从纯利润里扣除十分之一的税收。要是有人敢不申报，或者虚报收入，不仅赚的钱会被没收，还得被罚去给官府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