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晨雾中的绿皮火车：向南的赎罪之路
凌晨五点半，k123次列车在晨雾中驶入昭通站。这是一趟从云海开往昆明的绿皮慢车，硬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宿夜的气息。
张斌和陶成文在中铺醒来。对面下铺，魏超和马强已经穿戴整齐——作为警方代表，他们负责此行的安全保障和与当地警方的对接。曹荣荣也在，作为心理支持专家，她将协助与受害者家属的沟通。
“还有二十分钟到站。”魏超看了眼手表，“昭通市公安局已经安排车在站外等。陈小飞家的具体情况，他们昨晚才查清。”
张斌望向窗外。云南的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墨绿色的山体上点缀着零星的白色房屋。他想起父亲的老家也在山区，小时候每逢暑假，父亲会带他回去，走同样的盘山公路，看类似的山景。
“紧张吗？”曹荣荣轻声问。
张斌点头：“不只是紧张。我在想陈小飞的家人，是不是也像我妈当年那样，每天盼着儿子回来？是不是也在每个节日多摆一副碗筷？是不是也保留着儿子房间的原样？”
他停顿：“然后我在想，如果当年害死我爸的人，现在派人来告诉我们‘我忏悔了’，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会接受吗？会愤怒吗？还是会觉得这忏悔来得太迟，太廉价？”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列车缓缓进站。
昭通站很小，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和揽客的司机。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在人群中举着牌子：“接云海陶主任”。
两辆警用越野车等在站前广场。开车的警官姓杨，昭通市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四十多岁，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
“陈小飞家的案子，我们系统里有记录。”杨队一边开车一边说，“2018年3月失踪，家属报案，我们立为失踪人口案。但线索到昆明就断了，后来听说可能出境了，就转给了省厅的国际合作处。”
车驶出城区，进入山区。路越来越窄，弯道越来越多。
“他家在洒渔镇的山里，还有二十公里。”杨队说，“路不好走，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陶成文问：“家里现在还有谁？”
“父亲陈大富，今年应该五十八了。母亲三年前去世了，喝农药。”杨队的声音低沉，“陈小飞还有个姐姐，叫陈小花，嫁到镇上去了。平时是姐姐照顾父亲。”
张斌的心一紧。喝农药自杀——和韦晖说的一样。
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后，前方出现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少数几家盖了砖房。村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好奇地看着驶入的警车。
“到了。”杨队停车，“陈家在村尾，最后那家。”
（二）土坯房前的沉默：当一个家庭失去独子
陈家的房子是三间土坯房，围成一个小院。院子打扫得很干净，但透着一股破败的气息——瓦片残缺，土墙开裂，木门上的春联已经褪成白色。
一个干瘦的老人坐在屋檐下的小凳上，正在编竹筐。他抬头看见警车和陌生人，眼神先是警惕，然后是习惯性的麻木。
“陈叔，这是云海来的同志，想跟您了解下小飞的情况。”杨队用当地方言说。
老人放下竹筐，缓缓站起来。他的背很驼，站起来时显得特别吃力。
“小飞小飞有消息了？”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几乎听不出的期待。
陶成文上前，斟酌着词句：“陈叔叔，我们是是来处理小飞身后事的。有些情况，需要跟您说一下。”
“身后事”三个字，让老人的眼神彻底暗淡下去。他早就知道儿子凶多吉少，但当官方确认时，那最后一丝幻想还是破灭了。
“进屋说吧。”他转身推开门。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清秀的年轻人，笑得有些腼腆。照片前摆着香炉，三支香已经燃尽，只剩灰白色的香灰。
那是陈小飞。张斌盯着照片，想象这个年轻人在kk园区的铁笼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想些什么。会想妈妈做的米线吗？会想家门口的榕树吗？会后悔当初轻信了那个“高薪工作”的承诺吗？
陈大富给每人倒了碗水，碗边有缺口，但洗得很干净。
“小飞是怎么怎么没的？”老人问，声音很平静，但手指在颤抖。
陶成文看了眼魏超。魏超接过话：“陈叔，您儿子是被骗到缅甸的kk园区，在那里受了折磨，没扛过来。具体时间应该是2018年7月。”
“kk园区”老人重复这个名字，像是第一次听说，“那是什么地方？”
“一个诈骗窝点，人间地狱。”马强直言不讳，“小飞到那里后，被迫做电信诈骗，他不肯，想逃跑，被抓回去受了惩罚。”
他没说铁笼，没说“实验”，没说韦晖的记录。有些细节，对一个失去独子的老人来说，太残忍了。
，！
但陈大富似乎猜到了什么。他沉默了很久，看着儿子的照片，然后说：“他最后痛苦吗？”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窒息了。
曹荣荣轻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