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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斌擦掉眼泪，声音出奇地平静，“这就是你得到的数据。一条生命，换来了这些图表。值得吗？”
“不值得。”危暐的声音破碎不堪，“没有任何数据值得一条生命。我现在明白了，但当时我不明白。当时我认为，如果数据足够珍贵，可以推动科学进步，那么代价可以是可以是个体。”
他抬起头，满脸泪痕：“这是我最大的认知错误：把抽象的科学进步看得比具体的生命更重。这是所有非伦理研究的根源——用‘更大的善’为个体的牺牲辩护。但善不能这样计算，生命不能这样交换。”
陶成文记录下了这句话。这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收获：对非伦理研究心理机制的深度剖析。
（七）第五层解剖：从犯罪手法到社会疫苗
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但没有人提出休息。所有人都被这场残酷的解剖牢牢钉在座位上。
陶成文调整了议程：“现在，我们需要转向未来。基于今天的拆解，我们能做什么？”
危暐重新整理情绪，切换屏幕：“我对张坚案的每个技术环节都进行了‘反向设计’，提出了相应的防御方案。”
他展示了七组“攻击-防御”配对：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算法，识别符合诈骗目标特征的人群（中层干部+家庭压力+社会支持弱），主动提供保护性服务：财务规划咨询、心理支持、反诈教育定制推送。”
“建立官方、简便、多途径的身份验证系统。比如公务人员可以通过专用app扫描二维码验证他人身份，避免伪造公文的欺骗。”
“开发智能助手，当检测到用户长时间从单一信息源获取重要信息时，自动提醒并推荐其他验证渠道。”
“在企业和社区开展‘心理边界’训练，教人们识别‘渐进式越界’请求，并学会在早期说‘不’。”
“对于高风险人群（如重病患者家属），社区可以建立定期联络制度，监测其社会连接变化，及时干预孤立倾向。”
“基于生理数据（心率变异性、睡眠质量等）和心理评估，建立压力预警系统，当个人压力接近崩溃阈值时自动触发援助。”
“总结诈骗撤退的特征模式（联系频率递减、承诺推迟等），输入ai预警系统，在诈骗者撤退前识别并拦截。”
每组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技术实现路径和试点计划。
张帅帅快速浏览后评价：“技术上可行，但需要跨部门协作——公安、民政、医疗、社区”
“这就是‘张坚系统’项目的核心。”陶成文接过话，“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单一的反诈app，而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级别的防御网络。这个网络的目标不是等诈骗发生了再破案，而是在诈骗设计阶段就识别并阻止。”
魏超终于露出今天第一个赞同的表情：“这才像话。抓人破案是治标，这个才是治本。”
马强问：“资金和权限从哪里来？”
陶成文看向主屏幕上的一个新建窗口——那里显示着司法部、公安部、卫健委、民政部的联合批复文件。
“项目已经获得国家试点许可。”他说，“首期资金5000万，在云海市和另外两个城市试点两年。如果有效，将推广到全国。”
所有人都振奋起来。五小时的压抑解剖后，终于看到了建设性的出口。
（八）最后的对话：解剖者与被解剖者的共谋
会议接近尾声，陶成文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韦晖，基于今天的拆解，如果让你给当年的自己一个建议，在哪个环节喊停，可以避免悲剧？”
危暐思考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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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哪个环节的问题。”他最终说，“问题在于最初的前提：我把人当作实验体。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任何环节的调整都只是技术优化，无法改变本质。”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筛选目标的时候。”他继续说，“如果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目标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儿子，我还会这样做吗？’如果我这样问了，也许也许我会停下来。”
“但你当时不会这样问。”沈舟说。
“不会。”危暐承认，“因为在我的认知里，他们不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他们是‘实验对象’。我把他们非人化了。这是所有大恶的起点：不再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人。”
张斌突然问：“现在呢？现在你会怎样问？”
危暐看着张斌，透过屏幕，目光恳切：“现在我会问：‘如果我这样做，对方的儿子会不会像张斌一样痛苦？’然后我会停下来，因为我知道那种痛苦是什么样子。我亲耳听过，在昨天的会议里。”
他停顿，又说：“但更理想的是，在筛选系统设计阶段就内置伦理审查。不是靠个人良心，而是靠系统约束。这是‘张坚系统’应该做的：用算法识别潜在受害者，也用算法约束潜在加害者。”
陶成文点头：“这就是神经伦理学的核心——当技术可以用于作恶时，我们必须建立并行的伦理约束技术。”
会议结束前，张斌要求单独与危暐对话几分钟。其他人离开实验室，只留下他们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