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脆弱性’你是说我爸容易上当？”
“不。”危暐立即纠正，“‘心理脆弱性’在这里指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可能产生非理性决策的倾向’。张坚先生不是容易上当，而是在妻子重病、儿子前途未卜、工作面临指控的多重压力下，任何人都会产生认知资源耗竭。我设计的不是骗一个傻子，而是系统性地耗尽一个聪明人的认知防御。”
这个解释更残酷，但也更真实。
（三）第二层解剖：信任建立期的心理操控模块拆解
主屏幕切换到一个时间轴界面，聚焦在2019年1月至3月。
“信任建立期持续三个月。”危暐开始拆解，“我设计了七个心理操控模块，按顺序激活。”
模块一：权威恐慌植入（1月7-15日）
“第一次联系，我冒充省能源局专项检查组副组长。”危暐播放了一段模拟录音，是他的声音但经过处理，“‘张股长，我们接到举报，关于你所在单位的油料管理可能存在不规范。但初步审查后，我们认为你个人可能是清白的。’”
沈舟分析语言结构：“先制造恐慌（被调查），再给予希望（你可能清白），最后设置条件（需要你配合）。这是经典的‘打一巴掌给颗枣’策略。”
模块二：共同秘密构建（1月15-30日）
“我要求张坚‘暂时保密’，理由是‘不确定单位内部有没有人牵扯’。”危暐说，“这创造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秘密’。共同秘密会快速拉近人际关系距离，因为共享秘密意味着信任。”
曹荣荣补充社会心理学原理：“共享秘密会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产生亲密感错觉。”
模块三：小额恩惠施予（2月春节期间）
“我寄了茶叶和购物卡。”危暐展示当时的物流记录，“价值不高，但打破了纯粹的公务关系。更关键的是，我随后在电话里说‘这点小东西别放在心上，主要是表达组织上对你的关心’。这让恩惠显得‘不求回报’，反而增强了道德负债感。”
马文平记录：“不求回报的恩惠，心理负债更重。”
模块四：问题解决者定位（3月初）
“当张坚妻子病情恶化需要肾移植时，我适时提供‘医疗资源’。”危暐调出伪造的医院联络记录，“我谎称认识省医院专家，可以帮忙排队。这让我从‘调查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人在困境中最容易依赖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程俊杰调出神经科学数据：“当人处于压力中时，前额叶皮层功能下降，会更依赖提供明确方案的外部权威。”
模块五：渐进要求测试（3月中旬）
“我开始提出小要求：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油料调度数据’。”危暐展示伪造的‘数据需求清单’，“要求很小，不违法，但跨越了工作保密边界。这是‘登门槛效应’——先让对方接受小要求，后续大要求接受度会提高。”
模块六：双向利益绑定（3月下旬）
“我提出可以帮张坚申请‘举报奖励基金’。”危暐展示伪造的基金文件，“这创造了双向利益流动：我帮他申请钱，他帮我提供数据。一旦形成利益交换关系，信任会从情感信任升级为利益信任，更加牢固。”
模块七：情感共鸣强化（整个期间）
“我在每次通话中都会提及‘我理解你的压力’‘组织上不会不管’‘我们一起想办法’。”危暐播放了几段录音片段，“这些语言不断强化‘我们是一体的’的错觉。同时，我会有意透露一些‘个人经历’——比如伪造的‘我母亲也生病过’的故事，制造虚假的情感共鸣。”
梁露进行语言分析：“在三个月的通话中，‘我们’这个词出现了843次，‘一起’出现了567次，‘理解’出现了321次。这是系统性的语言操控。”
七个模块拆解完毕，会议室里的人们脸色凝重。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欺骗，而是精密设计、分步实施的心理改造工程。
张斌突然问：“那些‘个人经历’，比如你母亲生病的故事，是真的吗？”
危暐停顿了很长时间。
“部分是。”他最终说，“我母亲确实在2017年因胃癌去世。但在故事里，我改编了结局——我说‘组织上帮了大忙’，暗示体制的关怀。这是利用真实情感经历进行虚假叙事，效果最好，因为讲述真实痛苦时，声音的微颤是无法伪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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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向张斌：“我利用了我对我母亲的真实情感，来骗取你父亲的情感共鸣。这是最卑劣的部分。”
张斌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四）第三层解剖：社会剥离技术——如何让一个人孤独赴死
主屏幕时间轴推进到2019年4月至10月。
“这是社会剥离期。”危暐的声音变得低沉，“我的目标是将张坚从他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剥离，让我成为他唯一的信息源和情感依托。”
他展示了四个剥离技术：
技术一：污名化真实关系
“我伪造了同事举报信。”危暐展示那封信的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