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为罪犯，改造就失去了意义。”
陶成文看着车窗外曼谷的街景，缓缓说：
“这就是法律和科学的边界。法律要的是明确的责任认定和相应的惩罚。科学要的是理解和预测。危暐的脑成像数据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恶如何产生’以及‘恶如何改变’，但这不能改变他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同时，”他继续说，“如果我们因为他的罪行，就拒绝研究他提供的宝贵数据，那也是对人类知识的损失。关键是如何在伦理框架下进行。”
曹荣荣突然想起什么：“他最后说的，张坚最后短信的保存他想让张斌看到吗？”
“也许。”陶成文说，“也许他想用这种方式，完成某种未完成的对话。”
（八）回到云海：张斌的选择
三天后，云海市修复中心。
陶成文约见了张斌，向他展示了所有关于张坚案的完整资料——包括危暐的“实验设计文档”，包括张坚最后两个月的详细记录，包括危暐保存的最后两条短信。
张斌用了四个小时阅读所有材料。
他哭了，又平静下来，再哭，再平静。
最后，他问：“我可以看看那条短信吗？最后一条。”
陶成文打开危暐的电脑，输入密码（张坚生日），找到加密文件夹。里面除了实验数据，果然有一条短信的截图，时间是2019年12月7日，凌晨4:02：
“林组长，我不怪你。是我自己贪心，想走捷径。我儿子张斌今天考研，他喜欢吃东街那家包子铺的早餐。如果你以后见到他，别说他爸爸是个罪人。就说就说爸爸希望他每天吃早餐。”
张斌盯着屏幕，眼泪无声滑落。
很久之后，他说：“我爸到最后还是我爸。”
“你想见危暐吗？”陶成文问，“如果你需要当面质问他，我们可以安排。”
张斌思考了很久。
“不。”他最终说，“我不需要见他。因为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骂他？打他？要求他忏悔？这些都不能让我爸活过来。”
他擦掉眼泪，声音变得坚定：
“但我需要做一件事。我需要把所有这些资料——我爸怎么被骗的，他最后在想什么，骗他的人是谁——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案例。不是作为《纽扣的重量》那种体验项目，而是作为一个警示教材。给所有可能成为‘张坚’的人看，给所有可能成为‘危暐’的人看。”
“你想公开所有细节？”曹荣荣问。
“不。”张斌说，“不是公开到网上，是做成专业的培训材料。给银行职员、给社区工作者、给心理咨询师、给所有能接触到潜在受害者的人。告诉他们：诈骗不只是骗钱，它是如何一步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的。也告诉他们：受害者在最后时刻，可能还在想什么。”
陶成文点头：“我们可以帮你。修复中心可以提供专业支持。”
张斌站起来，走到窗前。阳光照在他脸上，那张年轻的脸已经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我爸最后让我吃早餐。”他说，“我会吃的。每天都会。而且我会继续做《纽扣的重量》，继续做记忆疗愈工作坊。因为如果连我这样失去父亲的人，都能重新学会信任和帮助他人，那么其他人也可以。”
他转身，看着陶成文：
“至于危暐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吧。那是他应得的。但请告诉他——如果他真的想知道‘改变’是什么——告诉他，改变不是脑成像上的几个激活点，不是理性计算后的行为调整。改变是”
张斌停顿，寻找词语：
“改变是当你在伤害别人时，会感到真实的痛苦。是当你想到被你伤害的人时，无法再用‘实验数据’来安慰自己。是当你在帮助别人时，不再需要计算‘社会契约的长期收益’。是当你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比如我爸对我的爱——永远不能被放进任何模型。”
“如果他有一天真的懂了这些，那么也许也许在他服完刑期之后，还有一点点重新做人的可能。”
“但也只有一点点。”
（九）第九百零二章收束：数据继续流动
又一周后。
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罗莎和委员会采用了渐进式披露方案。用了三天时间，分三次会议，向所有成员说明了“v博士”的真相。社区经历了震惊、愤怒、怀疑，但最终投票决定：接受资产转让，继续独立运行社区。凝聚力指数经历短暂下跌（从78降至65）后，一周内回升至71。新规则：所有重大决策必须全员公开投票，禁止任何单一资助者拥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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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市的数据流：张斌的“反诈警示案例”项目启动，第一期材料已经分发到全市37个社区中心和12所大学。《纽扣的重量》体验者人数突破5000人，“善意地图”上的互助记录单周新增突破1000条。
危暐的数据流：被拘押在曼谷监狱，等待引渡听证。通过律师转达，他请求获得脑成像的初步分析报告。根据协议，三个月后将提供脱敏版本。
修复中心的数据流：三地数据继续并行监测，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