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经历的变化。”危暐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稍微加快，“按照我的模型，我在菲律宾社区的行为应该只是‘模仿善行的实验’。但我发现，当我看到那个社区在危机后凝聚力提升时，我体验到了一种……陌生的满足感。不是智力上的愉悦，而是某种更原始的情绪。”
“这种情绪干扰了我的数据收集。我开始希望他们成功，而不是希望他们按照我的预测失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可接受的。”
他停顿，然后说出了今天最令人震惊的话：
“所以，我主动要求脑成像检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自己。也是为了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当‘建设’带来的满足感开始超过‘解构’带来的智力快感时，这意味着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可逆的吗？如果不可逆，那么‘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会议室里无人说话。
危暐在困惑。困惑于自己正在经历的情感变化。困惑于自己为何开始“希望”而不是“预测”。
这可能是他今天说的最接近“真实”的话。
“第三轮提问，”陶成文最终说，“继续。”
鲍玉佳站起来，她的问题出人意料地温和：
“危暐博士，假设——只是假设——你发现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假设你确实开始在意他人的福祉，开始享受建设而不是破坏。那么，你会如何重新定义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包括kk园区的培训，包括张坚案？”
这个问题太深了，深到危暐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算法。”
这是他的答案。不是拒绝回答，而是承认自己“还没有算法”——对危暐这样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坦诚的困境表达。
张帅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一整夜：
“危暐博士，在你母亲临终时，你是在她身边工作。当时你真的认为她‘理解你在做重要的事’吗？还是说，你后来才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
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那个“母亲记忆偏差”的核心。
音频分析曲线剧烈波动：心率从70飙升到105，呼吸出现明显的抑制，声音基频变化超过1赫兹——所有指标都显示，这个问题触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
危暐沉默了整整两分钟。
两分钟后，视频突然中断。
屏幕右侧变黑，显示“连接已断开”。
（八）中断之后：数据的涟漪与决策的十字路口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他主动断开了！”程俊杰确认，“不是技术故障，是他那边主动终止了通话。”
“最后一个问题击中了他。”曹荣荣分析数据，“生理反应显示那是强烈的情绪激活——可能是愤怒，可能是痛苦，可能是两者混合。但他选择中断而不是回应，说明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个问题。”
陶成文立即下令：“尝试重新连接，同时追踪信号源。”
五分钟后，技术团队回报：无法重新连接，危暐已经关闭了该加密信道。信号源最后出现在泰国曼谷区域，但很可能是跳转服务器。
“现在怎么办？”付书云问，“他逃了。”
“不一定。”沈舟看着数据记录，“他今天提供了大量关键信息：承认在kk园区，承认是‘教授’，承认设计教案案件，甚至承认自己在经历难以解释的心理变化。这些信息如果公开，足够多个国家对他发起联合通缉。他没有必要冒这个险，除非……”
“除非他确实想被研究。”鲍玉佳接上，“想被理解，甚至想被改变。”
陶成文站起来：“会议暂停一小时。我们需要消化这些信息，然后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脑成像提议，以及如何处理菲律宾社区。”
一小时内，修复中心分裂成了三个阵营：
激进派（以付书云、魏超、马强为首）：主张立即终止所有合作，将证据提交国际刑警，对危暐发起全球通缉。菲律宾社区由修复中心直接接管，切断与危暐的所有联系。
温和派（以沈舟、曹荣荣、鲍玉佳为首）：主张有条件继续。接受脑成像检查，但增加更严格的监管；菲律宾社区暂时维持现状，但准备平稳过渡方案。
观察派（以陶成文、张帅帅、程俊杰为首）：主张再观察七天。利用这七天测试危暐的行为一致性——如果他真的在变化，那么他对社区的指导建议会继续偏向“亲社会”；如果他只是在表演，那么今天的刺激可能会让他露出更多破绽。
外部专家的意见也各不相同。新加坡专家支持温和派，香港学者支持观察派，菲律宾研究员则担心社区稳定，倾向于激进派的“立即接管”。
“七天观察期。这期间，我们继续监测菲律宾社区的数据流，观察危暐的指导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准备两套预案：如果七天内社区出现异常，立即启动激进方案；如果社区平稳且危暐继续‘亲社会转向’，则启动温和方案。”
“脑成像呢？”沈舟问。
“暂时搁置，作为观察期结束后的谈判筹码。”陶成文说，“另外，我们需要做一件事：联系那三个教案案件的受害者，告诉他们……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