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什么？”陶成文追问。
危暐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波动，不是情绪波动，而是某种……计算中的犹豫。
“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说，“当一个人系统性地教导他人作恶时，他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我是研究者，但也是研究工具。”
这句话让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把自己也当成了实验对象。在kk园区，他不仅在培训骗子，也在观察“培训骗子”这件事如何影响他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这一轮。”陶成文看向笔记本上的文字，那是昨晚张帅帅和魏超讨论时提出的核心问题：
“你为什么要离开kk园区？”
这个问题问出后，音频分析曲线出现了整个会议开始以来最大的波动：心率从75骤升至92，呼吸深度明显增加，声音基频有03赫兹的上升——这些数据在后台屏幕上被标红。
危暐沉默了整整十秒。
“因为有一天，我培训的一个‘学生’，用我教的技术，骗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的救命钱。患者三天后去世。那个‘学生’在庆功宴上炫耀这件事时，我意识到……”
他又停顿了。
“意识到什么？”沈舟轻声问。
“我意识到，我设计的评分体系里，没有‘受害者死亡’这个扣分项。在我的理论模型里，受害者只是数据点，他们的痛苦只是需要测量的变量。但那个患者的死……不在变量集里。”
“所以你是出于愧疚离开的？”曹荣荣问。
“不。”危暐快速否认，“不是愧疚。是认知失调。”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模糊的面容似乎转向了摄像头的方向：
“我离开，是因为那起死亡暴露了我理论模型的缺陷。如果一个模型无法预测极端后果，那它就不是好模型。我需要一个更干净、更可控的实验环境，来重新设计和完善我的理论。”
“于是你选择了张坚。”付书云的声音冰冷。
“是的。”危暐承认，“张坚案是一个升级版的实验。更精确的控制变量，更长的观察周期，更完整的数据链。而且这一次，我是唯一的操纵者，不需要通过培训中间人来施加影响。”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愤怒和寒意的气氛。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异于常人——他人的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模型缺陷”的证据。
陶成文看了一眼时间，第一轮提问结束。
“现在进入第二轮提问。”他说，“魏警官，马警官，请。”
魏超站起来，走到摄像头前。他的脸色铁青，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模糊人影。
“危暐，”魏超的声音像生锈的铁，“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培训的那些骗子里，有没有人后来被抓住，被判刑，甚至被枪毙？你知道他们的结局吗？你关心过吗？”
这是昨晚魏超和张帅帅讨论时，决定要问的“人性之问”。不是问理论，不是问模型，是问最朴素的人性：你在乎那些被你变成恶魔的人吗？
危暐沉默了。
这一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二十秒，三十秒，四十秒……音频分析显示，他的呼吸变得极其轻微，心率下降到68，低于正常值。
一分钟后，他终于开口，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可以被称作“情绪”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困惑的坦诚：
“我记得其中三个人。一个叫阿泰的，2019年在马来西亚被捕，被判15年。一个叫小玲的，2020年回国自首，现在还在服刑。一个叫老k的，2021年在园区内斗中被杀。”
“但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结局。我关心的是……他们被捕或死亡的时间点，与他们接受我培训的时间点之间的相关性。我在计算‘作恶习得’到‘后果降临’的平均时间间隔。目前的数据是27年。”
魏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几秒后，他缓缓坐下，什么都没说。
马强接替提问，问题更加具体：“深圳林女士后来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三次自杀未遂。成都陈先生被学校停职，家庭破裂。上海那七个学生，有两个退学，一个患上了游戏成瘾。你知道这些吗？”
“知道。”危暐回答，“我有后续追踪。”
“你有什么感觉？”马强追问。
危暐又沉默了十秒。
“感觉……”他重复这个词，仿佛在品味一个陌生的概念，“感觉是低效的数据收集方式。我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得分和长期行为追踪。”
“操你妈！”马强终于忍不住，一拳砸在桌上，被旁边的付书云按住。
第二轮在紧绷的气氛中结束。
第三轮开始。鲍玉佳和张帅帅准备提问。
“在第三轮开始前，我想提供一些补充信息。”
所有人都看向屏幕。
“关于我为什么同意今天这场对话。”危暐说，“不是因为我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因为我想获得同情。而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意识到我的模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
“什么缺陷？”陶成文问。
“它无法解释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