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看‘是否违反规则’，更要看‘行为模式是否合理’。现在的新模型加入了‘行为基线分析’——为每个企业客户建立正常交易模式画像，一旦偏离基线，即使单笔交易合规也会预警。”
“误报率呢？”有市民代表问。
李靖总结：“金融安全的悖论在于：你要在‘阻止犯罪’和‘不妨碍正常交易’之间找平衡。过去我们太偏向后者，现在必须调整天平。这会让所有人都不那么‘方便’，但这是现代社会必须支付的信任成本。”
“漏洞喂养机制3：当规则被研究透彻，当‘合法伤害’成为可能，系统的防御性变成了可预测性。”
（六）漏洞链四：通信安全——被忽略的“被控端”
第四轮涉及通信运营商和手机安全。证人席上是某运营商云海分公司技术总监吴浩，以及手机安全公司的首席工程师郑峰。
张帅帅作为技术侦查负责人提问：“张坚的手机被木马控制长达九个月，为什么没有被发现？”
吴浩解释：“2019年，我们的异常通讯监测主要针对‘诈骗外呼’——即骗子主动打出的电话。对于用户手机被控后‘被动接收指令’的情况，监测能力很弱。因为从技术角度看，那看起来就像用户自己在操作手机。”
郑峰展示手机安全数据：“当时市面上大部分安卓手机，包括张坚用的那款，存在已知系统漏洞。危暐团队利用漏洞植入木马后，木马会伪装成系统进程，避开常规杀毒软件。更糟糕的是，那个漏洞的补丁早在半年前就发布了，但张坚的手机没有更新——像他这样的中老年用户，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系统更新。”
程俊杰调出危暐的测试日志：“危暐在选定张坚后，专门测试了他的手机型号和系统版本，确认漏洞存在且未被修补。他在笔记中写道：‘大多数人的数字安全意识停留在‘不下陌生软件’层面，对系统级风险毫无概念。这是最大的安全红利。’”
“现在呢？”陶成文问。
吴浩：“我们升级了监测系统，现在可以识别‘异常指令模式’——比如手机在凌晨自动发送短信、频繁在转账前后启用摄像头等。去年协助警方破获了三个远程控制诈骗团伙。”
郑峰：“手机厂商现在强制推送安全更新，如果用户长期不更新，手机会不断弹窗警告直至部分功能禁用。我们还推出了‘长辈安全模式’，自动屏蔽高风险操作，但代价是……限制了部分自由。有用户投诉‘管得太宽’。”
张帅帅展示一组对比数据：“加强通信安全防护后，云海市的远程控制类诈骗案下降了65，但客服热线接到的‘手机不好用’投诉上升了200。这又是一个平衡问题：安全和便利，你选哪个？”
“漏洞喂养机制4：当技术进步快于用户教育，当‘默认安全’成为幻觉，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薄弱节点。”
（七）漏洞链五：身份认证——“我是谁”
第五轮聚焦身份冒用问题。证人席上是公安局户政科民警孙悦，以及市场监管局的注册登记负责人周倩。
付书云提问：“危暐使用的‘李主任’身份，以及那些空壳公司的注册信息，是如何通过认证的？”
孙悦展示当年的身份证挂失流程：“2018年，如果有人挂失身份证，我们会在系统里标记。但问题是——这个标记主要影响‘本人到场办理业务’，对于‘他人持证去银行、注册公司’等情况，核查机制很弱。危暐使用的几个身份证，都是丢失后被人冒用的。”
周倩解释公司注册漏洞：“当时注册公司实行‘形式审查’——只要材料齐全、符合格式，就予以登记。对于身份证真伪、法人意愿真实性的核查，依赖于发证机关。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延迟和壁垒，给虚假注册留下了空间。”
马文平补充：“危暐注册‘云岭茶业’使用的身份证，是一个云南茶农三年前丢失的。直到案发后协查，我们才知道那个茶农根本不知道自己‘开了公司’。”
程俊杰展示危暐的作案笔记：“他在‘身份工程学’部分写道：‘中国有十四亿人，每年丢失身份证数百万张。每个丢失的证件，都是一个潜在的新身份。关键在于找到那些丢失后不及时发现、也不常使用证件的群体——比如偏远地区的老人、外出务工者。’”
“现在改进情况？”陶成文问。
孙悦：“现在身份证挂失后，信息会实时同步到银行、工商、税务等四十多个部门，冒用者尝试使用时系统会自动预警。去年我们阻止了三千多起冒用事件。”
周倩：“公司注册实行‘实名实人实证’——法人必须通过人脸识别验证，且与公安系统实时比对。，但企业抱怨‘注册变得更麻烦’，平均办理时间从三天延长到两周。”
一个企业家代表举手：“我是做电商的，最近注册新公司花了二十天！这种安全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所有消费者，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周倩回应：“我理解。但我们做过测算：如果不加强监管，虚假公司导致的诈骗、洗钱等社会成本，远高于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