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递给他一本新护照和一张机票。新名字，新身份，目的地：缅甸仰光。
凌晨一点，飞机起飞。
这段逃亡细节，是三个月后国际刑警通过机场监控复盘才拼凑出来的。 而当时，专案组甚至还没锁定“危暐”这个真名。
指挥中心里，付书云第一个开口回忆，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
“我负责追查‘李主任’的身份。张坚被捕后第三天，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上级领导’是虚构的。但所有线索指向一个幽灵——电话卡是黑市买的，邮箱服务器在境外，连那个‘特别贡献奖’奖章，都是通过跨境电商从义乌定制发货的。”
“直到技术组在危暐的服务器里发现了‘韦伟’这个化名的订票记录，时间就在张坚被捕后四小时。”张帅帅接话，手指在键盘上快速调出历史记录，“他用了三层跳板才访问购票网站，但留了一个破绽——他用同一个ip在五分钟内查了飞曼谷和飞仰光的航班。这是职业习惯中的疏忽，可能因为他时间太紧。”
马文平补充资金链角度：“张坚的2300万，最终有大约400万流入了境外账户，其中一笔50万的转账，收款方是一个缅甸的贸易公司。我们追查那家公司，发现它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叫‘吴梭温’的缅北地方武装头目。而‘吴梭温’，正是kk园区的保护伞之一。”
线索开始拼合，但关键问题依然无解：危暐是如何在云海市潜伏九个月而不被发现的？他背后有没有内部协助？
程俊杰调出了一组令人不寒而栗的数据：“我们对危暐在云海市的电子足迹做了逆向追踪。发现他使用了至少六个合法公民的身份信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在外务工或留学，身份证件曾遗失或被盗，且很少使用线上政务系统。危暐用这些‘休眠身份’租了三个安全屋，开了八个银行账户，甚至还用其中一个身份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专门用于接收诈骗中间款。”
“更可怕的是，”梁露的声音发颤，“我们在其中一个安全屋的垃圾桶里，找到了带dna的烟头。dna比对显示，与三年前危暐在大学实验室留下的样本完全一致。但那个安全屋的租约，是以一个叫‘刘建明’的人的名义签的。而刘建明，是市公安局后勤科的一名普通职工。”
所有目光瞬间投向魏超。
魏超脸色铁青：“刘建明我查过。他在危暐租约期间，因父亲重病请假回了老家，身份证丢在了长途汽车上。他回来后补办了证件，并在系统里报备了遗失。程序上没有问题。”
“但如果有人提前知道他要请假、知道他可能会丢身份证呢？”沈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危暐的‘目标画像系统’不仅能筛选诈骗对象，也能筛选潜在的‘身份提供者’——那些生活轨迹中存在漏洞、且不易被察觉的人。刘建明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他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合适载体’。”
这个推论让专案组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仅是高智商罪犯，更是一套系统化的漏洞利用机制。危暐不是单打独斗，他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将社会管理中的微小裂缝，放大成足以吞噬个人的深渊。
鲍玉佳想起了社区里的那些“沉默”：“如果我们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更细致一点，如果刘建明的同事在他请假期间多问一句，如果身份证挂失后的验证更严格一点……是不是就能堵住一个漏洞？”
“但漏洞永远存在。”陶成文沉声道，“危暐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不仅利用漏洞，还故意展示漏洞。张坚案就是他展示给所有人看的一个标本：看，你们的系统如此脆弱，一个普通人如此容易被摧毁。现在，他还要展示第二个标本：看，当系统修复失败时，人们会如何拥抱一个虚假的‘圣像’。”
倒计时 03:41:22。
（三）kk园区的“造梦实验室”
林奉超传来的最新资料，揭开了kk园区内部的一角。
卫星图像显示，园区被高墙电网环绕，四角有了望塔，内部建筑排列整齐如兵营。但中心位置有一栋白色三层小楼，标注为“研发中心”。
“这就是危暐的‘造梦实验室’。”林奉超解释，“根据线人描述，里面没有传统诈骗团伙的喧嚣，反而像大学的心理系或科技公司的研发部。有脑电波监测设备、情绪识别摄像头、大数据分析服务器，还有一间‘情景模拟室’，里面布置成各种典型的诈骗场景——冒充公检法、投资理财、杀猪盘、亲情诈骗。”
曹荣荣作为医疗背景人员，立刻意识到了危险性：“他在做诈骗话术的a\/b测试？用科学方法优化欺诈效率？”
“不止。”林奉超传回几张模糊的内部照片，似乎是偷拍的，“他还给每个‘业务员’——他们叫‘造梦师’——配备情绪监测手环，实时记录他们在与受害者通话时的心率、皮电反应、甚至微表情。然后分析：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共情话术、什么样的威胁时机，最能突破心理防线。”
梁露看着那些照片上年轻而麻木的面孔，许多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这些‘造梦师’是自愿的？”
“一部分是。”林奉超的声音低沉，“高薪诱惑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