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a太天真，不值得尊重？”
“不对。”危暐调出另一组数据，“我加入了人格量表。发现那些返还率低的b，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上得分普遍偏高。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压力大’，而是‘故意利用信任获利’。”
他眼睛发亮：“这意味着，信任系统里存在一种‘寄生虫’——他们识别出高信任度的个体，然后系统性地剥削他们。而高信任度的个体，因为认知框架里没有‘他人可能故意使坏’这一项，反而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同学觉得有趣：“所以你的结论是？”
“结论是，现有社会过度鼓励信任，但缺乏对‘信任滥用者’的筛选和惩罚机制。”危暐敲击键盘，调出一篇论文草稿，“我在构建一个数学模型，计算信任的最优投入比例。就像投资组合一样，你不能把所有钱投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能完全不相信任何人。需要精确计算。”
导师周教授正好走进来，听到最后几句，皱起眉头：“小危，人性不是数学。信任是情感连接的基础，不是投资组合。”
“但情感连接可以被量化。”危暐转身，语气带着年轻学者的自负，“老师，您看这个数据——在重复博弈中，那些‘有条件信任’的个体，长期收益最高。无条件信任的人最早被淘汰，完全不信任的人合作机会最少。这说明什么？说明最优策略是‘计算过的信任’。”
周教授看着学生发亮的眼睛，心里隐约不安：“研究可以这样做，但你要记住，实验室里的数据是简化的。真实社会里，人有情感、有历史、有关系网络。你不能用数学模型替代人性。”
危暐点头，但眼神里是不以为然的火焰。
那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标题是《信任的经济学最优解：基于重复博弈的数学模型》。危暐一举成名，被多个国际会议邀请做报告。也正是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他遇到了顾明远。
顾明远当时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总监，比危暐大五岁，西装革履，谈吐间既有学术深度又有商业嗅觉。听完危暐的报告后，他在茶歇时主动过来交谈。
“你的模型很有启发性。”顾明远递过来名片，“但我觉得，它漏掉了一个关键变量。”
“什么变量？”
“大规模社会实验的数据。”顾明远微笑，“实验室的小样本博弈，和真实社会中的信任崩解，规模效应完全不同。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压力测试’？”
危暐挑眉：“什么意思？”
“找一个小型社会系统，人为制造一次信任危机，观察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顾明远压低声音，“当然，这涉及到伦理问题。但如果……是为了‘更大的善’呢？”
“什么更大的善？”
“优化社会运行效率。”顾明远眼神狂热，“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精确控制信任的‘剂量’，让社会既不会因为过度信任而滋生腐败，也不会因为过度猜疑而僵化。这难道不是造福人类？”
危暐当时没有立即答应。但种子已经埋下。
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失眠。深夜的实验室里，他反复运行自己的模型，加入各种参数：文化差异、教育水平、经济压力、群体规模……但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直到某天，他在新闻上看到一则报道：某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为亲属办理低保，涉案金额不大，但曝光后导致整个民政局公信力崩塌，真正的困难群众反而难以申请补助。
记者采访了一位残疾老人，老人哭着说：“我现在不知道该信谁了。”
危暐盯着那句话，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信任崩解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一个人的违规，会污染整个系统的公信力，而这种污染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到其他系统。
他开始疯狂查阅资料，研究历史上着名的信任危机案例：安然事件、次贷危机、疫苗事件……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系统性崩坏。
就在这时，顾明远再次联系他，这次带来了一个“合作机会”。
（四）泥沼第一步：张坚案的设计图
时间倒回三年前，深圳某高端写字楼会议室。
危暐和顾明远坐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的灯火。桌上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方案书，封面标题是“社会信任弹性测试计划（试点）”。
“能源局油料股，副科长张坚，四十九岁，工龄二十五年。”顾明远指着资料上的照片，“妻子慢性肾病，每月透析费用八千；儿子大学刚毕业，想考公务员；他自己是单位里的‘老黄牛’，业务能力强，人缘好，但升不上去，因为不会搞关系。”
危暐翻看资料：“经济压力大，家庭负担重，职业成就感缺失……典型的‘可诱导型人格’。”
“不止。”顾明远调出一段监控录像——是张坚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的画面，“你看他的行为模式：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工作认真负责，但眼神里有疲惫和……不甘。这种人对‘被需要’‘被重视’有强烈渴望。”
危暐点头：“可以设计一个‘崇高叙事’包裹的需求渐进升级骗局。第一步是什么？”
“国家安全。”顾明远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