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苏念告诉我了。”
“肾病恶化，治疗费用耗尽，最后三个月是靠社区捐款和亲戚接济度过的。”陶成文推过去一张照片——张坚妻子躺在病床上，瘦得脱形，眼睛望着窗外，“她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小斌，爸爸不是坏人’。”
危暐盯着照片，良久，说：“我很遗憾。”
“遗憾？”陶成文的声音陡然升高，“你设计骗局的时候，想过这个女人的结局吗？还是说，她只是你实验报告里的一个数据点——‘目标家属，情感依附系数087，可利用’？”
危暐闭上眼睛。审讯室的白炽灯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张坚的儿子，张斌，今年二十五岁。”陶成文继续，语气冰冷如刀，“考了三年公务员，笔试都是前三，面试都过不了。政审卡在父亲是‘贪污犯’这一条。去年在工地搬砖时摔伤了腰，现在做不了重活，在夜市摆摊卖炒饭。他女朋友家里不同意婚事，分了。”
又一张照片推过来：夜市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年轻人低着头翻炒着锅里的米饭，额头上贴着膏药。
“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陶成文问。
危暐睁开眼睛，眼球上有血丝：“我说‘对不起’，你会觉得虚伪吗？”
“会。”陶成文毫不留情，“因为你的‘对不起’改变不了任何事。张斌的腰伤不会好，他母亲不会复活，他父亲还要在监狱里待八年。而你，危暐，你坐在空调房里写论文、拉投资、设计更‘精妙’的骗局时，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想过这些活生生的人？”
危暐沉默了。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马强走进来——这位经侦支队的队长刚从c区回来，身上还带着硝烟味。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连接着园区的监控系统。
“c区初步清点完毕，”马强说，声音沉重，“改造体共147人，其中中国籍83人，缅甸籍41人，其他国籍23人。有39人处于深度神经紊乱状态，医疗组正在抢救。另外……我们找到了这个。”
他把平板放在桌上，点击播放一段视频。
画面是危暐实验室的备份服务器里找到的，时间戳是三年前。视频里，一个年轻男人坐在类似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头上戴着电极帽。危暐的声音从画面外传来：“t-03，今天我们要测试‘服从阈值’。当红灯亮起时，你会感到轻微电击。但如果你说出以下指令中缺失的数字，电击就会停止。明白吗？”
年轻男人点头，眼神呆滞。
测试开始。红灯亮起，男人身体抽搐，但他紧闭着嘴。危暐的声音平静：“指令是：祖国的安全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牺牲是光荣的，我自愿接受第____次测试。”
男人额头青筋暴起，汗水浸透衣服，但始终不说数字。
三十秒后，他晕了过去。
视频结束。
“这个人是谁？”陶成文问。
危暐看着屏幕，很久才开口：“赵志文。二十五岁，化学工程硕士，独生子。”
“后来呢？”
“第三次测试时，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抢救回来后，产生了重度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个月后……从出租屋跳楼了。”
马强猛地一拍桌子：“你知道这是谋杀吗？！”
“在法律上，这是‘实验事故’。”危暐的声音没有起伏，“我们签了免责协议，给了家属补偿金。他母亲拿了钱，签了保密协议。”
陶成文盯着他：“你刚才说，你去精神病院看过赵志文的母亲。”
危暐点头：“在他死后一年。我想确认……补偿是否到位。”
“然后呢？”
“她抱着儿子的照片，对我说：‘我儿是科学家，在做伟大的事。’”危暐停顿了一下，那个微小的停顿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她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协议里写的是‘突发疾病’。”
审讯室陷入漫长的沉默。
马强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危暐，你从哪里开始走偏的？你是清华毕业的心理学博士，导师是国内顶尖的学者，你本可以在学术界做受人尊敬的研究。为什么要搞这些？”
危暐抬起头，眼镜片后的眼神第一次有了焦距——不是计算时的锐利，而是一种回溯的迷茫。
“从我觉得……人性太‘低效’开始。”
（三）齿轮初锈：象牙塔里的第一道裂痕
时间倒回十二年前，北京，某高校心理学实验室。
那时的危暐还是个二十八岁的博士后，瘦削，戴黑框眼镜，穿洗得发白的衬衫。他的研究方向是社会认知与决策偏差，导师是学界泰斗周教授。
实验室里堆满论文和实验设备。危暐正在分析一组数据：关于“信任博弈”的实验结果。实验很简单——a获得100元，可以选择给b任意金额，b获得的金额会翻三倍，然后b可以选择返还一部分给a。经典的经济学假设是，理性人不会给钱也不会还钱，因为不信任。
“看这里。”危暐指着电脑屏幕，对旁边的同学说，“当a给的钱超过50元时，b的返还率反而下降。为什么？”
同学想了想：“因为觉得压力大？或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