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强迫从事诈骗者）、以及少数叛逃管理人员的混杂证言与记忆碎片，试图拼凑出那套黑暗的“人事操作系统”。
核心构件一：精密分层的“价值-风险”评估模型。
危暐从不信任任何人。他建立了一套针对所有内部成员（从打手到“技术骨干”）的动态评估档案。档案不仅记录其“业绩”（诈骗金额、发展下线数量），更评估其“可控性”（服从指令的精确度、情绪稳定性、对“公司理念”的接受度）和“风险因子”（是否有反抗迹象、与外界联系的企图、道德挣扎的表现）。
模拟显示，这套评估模型会根据实时数据（监控记录、小组长汇报、私下谈话）动态调整每个成员的“忠诚指数”和“风险等级”。高忠诚、低风险的成员会获得更多资源（稍好的食宿、有限的“娱乐”时间、小额奖金）、更“高级”的培训机会（接触更精密的话术模型），甚至被赋予管理少量其他成员的权限，进入一个扭曲的“晋升通道”。低忠诚、高风险的成员则会面临更严密的监控、更繁重的任务、更严厉的惩罚，乃至被边缘化或“处理”掉。
“他将企业管理中的‘绩效-潜力’矩阵，扭曲应用于犯罪组织的人事控制，”孙鹏飞分析道，“通过精细的利益捆绑和恐惧威慑，制造一种‘努力服从就能改善处境，反抗或失败则坠入深渊’的清晰预期。这比单纯的暴力更能驱动人在系统内‘理性地’选择合作。”
核心构件二：系统化的“认知框架置换”与“身份重构”。
对于被诱骗或绑架来的“猪仔”，以及部分可塑性强的底层成员，危暐的话术体系不仅用于对外诈骗，也用于对内“改造”。
第一阶段：“去个体化”与“罪责转移”。新成员会被反复告知，他们之所以陷入此地，是因为自身的“贪婪”、“愚蠢”或“命运”，将外部责任内化为自我归因。同时，他们原有的社会身份、家庭关系、道德观念被系统性地贬低和嘲讽，称为“幼稚的幻象”或“失败者的借口”。
第二阶段：“提供新身份”与“构建新意义”。在旧有认知框架被削弱后，一套新的“身份-意义”包裹被提供。他们会被告知，他们是“特殊选拔”的、从事“高风险高回报金融操作”的“特殊人才”；或者，是在一个“残酷世界”里，通过“非常手段”实现“财富跨越”和“证明自己”的“开拓者”；甚至，是在进行一种“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淘汰不适应者”的“黑暗达尔文主义实践”。这套话语由经过培训的“指导员”定期宣讲，并在小组讨论中被强化。
第三阶段：“集体仪式”与“情感绑架”。定期举行“业绩表彰会”、“经验分享会”，创造扭曲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鼓励成员之间建立基于共同“苦难”和“奋斗”（实则是共同犯罪）的“战友情谊”，但这种情谊被严密监控，防止演变为真实的互助或反抗联盟。同时，利用成员对家人安危的担忧（园区常以家人安全为要挟），进行深层的情感绑架。
“他在制造一个替代性的意义生态系统，”程俊杰指出，“用虚假的‘事业’、扭曲的‘荣誉’、受监控的‘caaraderie（情谊）’和赤裸的恐惧，填充被掏空的个体意义世界。受害者在这个系统里，为了缓解认知失调（自己正在作恶）和存在性焦虑（失去自由和未来），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接纳这套扭曲的意义框架，从而产生一种病态的‘忠诚’和‘认同’。这与邪教洗脑或极端组织灌输有相似之处，但危暐将其高度技术化和效率化了。”
核心构件三：“可控的竞争”与“有限的希望”。
危暐深知绝对绝望会导致反抗或崩溃。因此，他在系统内部植入了“可控的竞争”。设立“业绩排行榜”，奖励优胜者；允许表现“优异”且“忠诚”的成员，获得与家人有限度通讯的权利，或承诺在完成巨额“业绩”后，给予“自由”和“分成”（尽管多数承诺是谎言）。这些“有限的希望”如同吊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驱使成员在系统内继续“奋斗”，同时将反抗的欲望导向系统许可的“内部竞争”渠道。
“他在利用希望本身作为控制工具，”付书云在观察模拟时感慨，“给你一点点光，让你觉得努力就有机会抓住，但其实那光永远在一步之外。很多人就是被这点虚妄的光，耗尽了最后逃跑或反抗的力气。”
（三）“算法”的裂痕：忠诚背后的raw躁动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套看似严密的“忠诚算法”，在kk园区那个极端高压和反人性的环境中，也时刻面临着raw人性的冲击和瓦解。重构聚焦于几个“算法”出现明显裂痕的关键案例。
案例一：“良知刺痛”导致的隐性抵抗。
一位化名“林风”的年轻话术员（原为被骗大学生），在被迫对一位独居老人进行“冒充公检法”诈骗时，听到老人颤抖着诉说儿子早逝、独自生活的凄苦。那一刻，林风训练有素的“话术模块”突然卡壳，他无法继续那套冰冷的恐吓说辞，反而在挂断电话后陷入长久的沉默和轻微的身体颤抖。
按照“算法”，这种行为应被标记为“风险因子”上升，并可能招致惩罚。但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