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了某种扭曲的‘体面’和‘优越感’。”
陶成文冷笑：“‘架构师’？他架构的是人间地狱。但他自己显然沉浸在这种‘创造’的快感中。kk园区给了他一个不受任何常规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实验室，让他可以尽情试验他那套操控人心的‘技术’。”
（四）地狱工坊：“叙事框架预制”
进入kk园区后，危暐（此时已完全以vcd自称）迅速建立了他的“技术部门”。团队成员们结合后期解救出来的少数高阶“话术师”的供述、缴获的培训资料和数据，拼凑出那个罪恶工坊的运作细节。沈舟和孙鹏飞主导了这部分记忆-数据的重构。
画面变得阴森而具有压迫感。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园区建筑内，灯火通明如同普通办公楼，但窗户被封死，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恐惧的气息。vcd的“技术部”占据了核心区域。
第一幕：受害者数据“精筛”。
并非盲目拨打号码。vcd建立了一套从黑市购买、网络爬取、甚至从其他诈骗团伙交换来的海量公民信息数据库。但他不满足于基本信息，他要求团队（包括被迫参与的技术人员）进行分析，标注潜在受害者的“心理画像标签”：年龄、职业、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网络行为偏好、甚至近期可能面临的生活压力（如子女教育、医疗、投资亏损等）。这不再是广撒网，而是精准定位“情感脆弱点”和“认知盲区”。
第二幕：话术剧本的“工业化生产”。
vcd推翻了园区原有的粗糙话术模板。他引入了“模块化编剧”概念。将诈骗过程分解为“破冰-建立权威-制造危机-消除怀疑-施加压力-完成转化-后期维护”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数十种针对不同画像的“标准话术模块”，这些模块基于大量心理学研究和实战反馈不断迭代。话术员（很多也是被诱骗或胁迫来的受害者）需要做的，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根据实时通话中受害者的反应，从“菜单”中快速选择并组合最合适的模块，像流水线工人组装零件一样，“组装”出最具欺骗性的对话。
曹荣荣感知到这段记忆中的麻木与异化：“那些话术员，最初或许还有挣扎，但在高强度培训、重复演练、绩效压力和轻度洗脑下，很多人逐渐将这个过程‘去人性化’。他们不再将电话那头的人视为有血有肉的同类，而是视为需要被‘处理’的‘数据包’或‘业绩点’。vcd成功地复制了他自己的部分心理模式——将道德情感从工作流程中剥离。”
第三幕：“心理实时干预框架”的应用。
这就是上一章分析过的“叙事框架预制”技术的实战应用。vcd要求高阶话术员（或他自己亲自处理高价值目标时），不仅要执行话术，更要实时监测受害者情绪和心理防线的变化，并主动“植入”或“强化”特定的认知框架。
孙鹏飞指着重构画面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个退休教授接到“涉嫌洗钱”的诈骗电话。
受害者情绪激动（情感框架）： “我老伴身体不好，不能受惊吓！你们不能这样！”
受害者犹豫（个人损失框架）： “这笔钱是我一辈子的积蓄…”
“看到没有？”沈舟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他不是在说谎，他是在系统性地重构受害者理解当下事件的整个认知世界。他在受害者的意识里，先拆解掉基于常理、道德、情感和个人权益的健康叙事框架，然后迅速安装上他预设的、服务于诈骗目标的扭曲框架。这个过程要求极高的心理洞察力、语言操控力和冷酷的执行力。vcd将其变成了可培训、可复制的‘技术’。”
鲍玉佳感到一阵寒意：“所以，那些受害者事后常常感到困惑、自我怀疑，甚至部分人会产生‘我当时怎么就信了’的羞耻感。因为不仅仅是被骗了，而是他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在那一刻被短暂地‘劫持’和‘重写’了。”
（五）失控的“艺术”
随着“成功案例”的积累和利润的飙升，vcd在kk园区的地位日益稳固，他对自身“技术”的迷恋和对掌控感的渴求也日益膨胀。记忆画面开始透出一种更加疯狂和非人性的气息。
场景一：“压力测试”与“阈值探索”。
vcd不满足于既有话术的有效性。他设立了“压力测试”项目：挑选一些心理防线看似坚固的潜在目标（如警惕性高的年轻人、专业人士），故意使用更激进、更违背常理的话术组合，甚至模拟更极端的威胁情境（如家人被绑架的虚假证明），来测试受害者心理崩溃和服从的“阈值”。他将此称为“拓展人类服从性的边界”，并将数据录入模型，进一步优化话术。许多参与测试的受害者遭受了远超出普通诈骗的心理创伤。
场景二：“情感剥削”的精细化。
vcd开始研究如何更“高效”地利用受害者的人际关系。他设计了专门针对“亲情”、“爱情”、“友情”的话术模块，指导话术员如何巧妙地激发受害者的愧疚感、责任感或保护欲，诱使他们不仅交出自己钱财，还可能向亲友借贷、甚至欺骗亲友加入。他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