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目前遭遇的“协作质量下降”问题，其深层根源之一，可能正是各文明内部（尤其是地球文明）尚未完全愈合的、由危暐式大规模系统性诈骗及其他类似信任创伤所留下的“共情空洞”与“信任损毁”。
“我们建立网络，铺设连接，推广协作，”陶成文分析道，“但如果我们用来构建连接的‘材料’——即每个文明成员内在的、用于深度共情和给予信任的心理能力与意愿——本身已经被损耗、被毒化、变得‘脆化’，那么建立起来的连接网络也必然是脆弱、低效、容易‘疲劳’的。这就像用受过污染的钢筋水泥去建筑高楼，即使设计再精妙，其坚固度和耐久性也会大打折扣。”
魏超指着“织梦者联盟”的案例：“他们不缺技术和方案，缺的是打破最后那层‘情感计算’隔膜、实现信任跃迁的‘临门一脚’的勇气和能量。这种勇气和能量，源自深厚的共情能力和对连接本身价值的坚定信念。而这，可能正是被长期信任创伤所削弱的部分。”
张帅帅提出了一个技术比喻：“我们的‘认知防疫网络’目前可能处于‘连接已建立，但带宽不足、信号质量差、传输损耗大’的状态。我们需要升级的不是路由器或协议，而是每个终端节点的‘信号发射与接收能力’——即每个个体的共情与深度信任能力。”
（五）修复“空洞”：从“防骗”到“育信”
面对这个根植于历史创伤和复杂社会心理的深层问题，团队意识到无法一蹴而就。但他们必须开始行动。新的行动计划被命名为“共情重建与信任培育”，旨在系统性地修复“共情空洞”，为“免疫网络”提供更优质的“连接材料”。
历史创伤的集体叙事更新： 在“抉择之点”和联盟平台上，主导关于“信任创伤”的公开讨论与反思。不仅讲述诈骗受害者的个体痛苦，更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分析其群体性影响，承认“共情空洞”的存在与危害，将公众意识从单纯的“防骗”提升到“修复社会信任生态”的层面。
“积极连接”体验的设计与推广： 与梁露、曹荣荣、马强等合作，在各文明内部大力创作和推广那些正面描绘深度共情、冒险信任、跨界合作带来丰厚回报（包括情感回报） 的文化作品、社区活动和公共仪式。让健康连接的美好体验，在集体潜意识中形成强有力的、能与“连接风险”叙事相抗衡的积极记忆与期待。
“微观信任”练习： 在社会教育和社区建设中，引入精心设计的、低风险的“信任练习”和“共情训练”。例如：陌生人之间的简短真诚交流活动、跨群体合作完成非功利性艺术项目、“聆听与理解”工作坊等。通过大量微小、安全、成功的正面连接体验，逐步修复和增强个体的“信任肌肉”与共情自信。
“连接风险”的理性教育： 更新“范式免疫”教育，不仅要教人识别恶意操纵，更要教授如何在复杂世界中智慧地给予信任、有边界地付出共情。区分“健康警惕”与“病态怀疑”，学习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不切断良性连接的可能性。将“连接能力”视为一种需要学习和培养的核心素养。
制度性信任建设： 继续推进“社会免疫系统”中关于制度透明、程序公正、 whistleblower 保护等内容，从制度层面减少背叛信任的诱因和机会，为个体层面的信任跃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六）以身作则：团队的“信任跃迁”
作为这项宏大计划的先行实验，团队决定从自身内部开始，进行一次“信任跃迁”练习。在陶成文的提议下，他们暂时搁置了严格的层级报告制度和过于细致的事前风险评估流程（针对非紧急常规事务），试行一种基于更高默认信任度的“自主协作圈”模式。
每个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主动发起小型合作项目，只需向圈子简要报备目标和资源需求，即可自主招募伙伴、推进工作，过程中享有高度的决策自由，只需定期分享进展和心得（包括失败教训）。评估标准从“是否严格遵循计划、避免所有风险”，部分转向“是否创造了有价值的连接、学到了新东西、促进了理解与创新”。
起初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一种新的活力开始涌现。沈舟和张帅帅发起了一个与“深蓝咏叹”年轻程序员共同探索“谐波编织”算法新应用的兴趣小组，过程充满试错，但催生了几项有趣的跨文明艺术科技原型。梁露和程俊杰拉上两位“锻火族”的社区工作者，尝试用互动戏剧形式探讨“免疫与包容”的议题，虽然排演中争吵不断，但最终作品充满了真实的张力与和解力量。
这些项目本身的价值或许有限，但过程中产生的深度交流、跨文化理解以及在解决分歧时不得不付出的额外共情努力，恰恰是在修复和锻炼那种被“连接焦虑”磨损的“信任肌肉”。团队内部的气氛也变得更加活跃、坦诚，少了一些谨慎的算计，多了一些冒险的乐趣和彼此托底的信心。
鲍玉佳参与了一个由曹荣荣发起的、定期与不同文明普通家庭进行非结构性“生活共情连线”的小组。没有议程，只是分享日常的烦恼与快乐。在一次连线中，她聆听了一位“岩铸纪元”母亲讲述如何教育孩子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