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舆论场的异化。诈骗相关新闻和讨论长期占据媒体版面，虽然本意是警示，但反复、详细、甚至有些猎奇地描述诈骗手法和受害者的‘愚蠢’，无形中也在公众潜意识里强化了‘外界充满欺骗’、‘人心叵测’、‘受害者有责’的冷漠叙事。这进一步侵蚀了社会成员彼此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潜在‘威胁’的基础心态。”
团队开始尝试量化这种由大规模系统性诈骗造成的“共情损毁”与“信任空洞”。他们借鉴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并引入“认知防疫网络”的情感共鸣测量技术，构建了一个初步模型。
模型模拟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人类社会网络，随机注入不同密度和强度的“信任损毁事件”（模拟诈骗成功案例）。模拟结果显示，当损毁事件达到一定阈值后，整个网络的“平均信任传递效率”和“复杂协作意愿指数”会出现非线性下降。网络并未断裂，但变得“脆化”——连接仍在，但承载深层合作和情感支持的能力减弱。
“危暐的kk园区，就像一个向人类社会信任水库中持续排放高强度污染物的巨型工厂，”沈舟展示着模拟结果，“即使工厂被关闭，已经排放的污染物（数以亿计的信任损毁事件及其心理与社会涟漪效应）需要极长时间才能被自然净化。而在此期间，社会整体应对其他挑战（包括我们后来面对的逆模因瘟疫）的‘心理韧性’和‘协作潜力’，其基础已经被悄然削弱了。”
鲍玉佳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她一直从宏观层面理解危暐罪行的危害，但此刻，她看到了其如蛛网般细微却无处不在的微观毒害。“所以，当逆模因病毒攻击‘希望’、‘记忆’、‘逻辑’时，它之所以在某些人类社群中能迅速找到突破口，不仅仅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狡猾，也因为我们社会的信任与共情‘免疫系统’，早已因诈骗瘟疫而千疮百孔、功能受损？我们是在一个已经亚健康的社会机体上，应对了一场宇宙级的认知瘟疫？”
陶成文缓缓点头：“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关键因素之一。危暐的犯罪，提前多年、在地球文明内部，进行了一场针对社会信任和共情能力的‘压力测试’和‘隐性破坏’。这为我们后来面对更高级别的认知攻击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它造成的‘共情空洞’，可能直到现在，仍在影响着我们跨文明协作的深度和质量。”
魏超调取了“织梦者联盟”三个文明的历史数据，发现其中两个在加入联盟前，其自身社会历史上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大规模的信任危机事件（一个是古代宗教欺诈导致的长期分裂，另一个是近现代金融庞氏骗局引发的广泛不信任）。“他们的‘社会信任基线’可能本就偏低，在需要高度共情和信任跃迁的跨文明协作中，这种历史遗留的谨慎与‘情感计算’倾向就会被放大。”
（三）危暐的“终极污染”：对“连接”
这个发现将团队对危暐“遗产”的认识推向了新的深度。此前，他们认为危暐污染了工具（算法范式）、污染了善的概念（痊愈妄想）。现在他们意识到，危暐最根本、最阴险的污染，可能在于毒化了人类“连接”与“共情”行为本身的心理预期与情感体验。
在kk园区的诈骗话术中，危暐及其团伙将人类最珍贵的连接行为——关心家人、信任权威、帮助陌生人、寻求爱情——都变成了可被算计、可被利用、可被伪装收割的“资源”。他们将“共情”视为受害者的弱点，将“信任”视为入侵的漏洞。
长期浸淫在这种逻辑中（无论是作为受害者、从业者还是反复接收相关信息的公众），社会潜意识是否会发生某种扭曲？是否会在无形中给“连接”和“信任”行为贴上“高风险”的标签？是否会让人们在付出情感和信任时，产生一种下意识的、额外的“情感风险计算”？
“他可能制造了一种广泛的、弥散性的‘连接焦虑症’，”曹荣荣尝试描述那种感受，“一种在给予信任、付出共情时，内心深处隐隐作响的警铃：‘这会不会被利用？’‘我是不是太天真了？’‘对方是不是在表演？’这种焦虑不一定强烈到阻止行动，但会像细微的砂砾，磨损连接过程的流畅与纯粹，消耗额外的心理能量，降低连接的深度与愉悦感。”
梁露从文化叙事角度印证：“我们的流行文化中，‘防骗指南’、‘识人术’、‘人性阴暗面分析’类内容长期盛行，固然有必要，但其过度传播是否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他人即潜在威胁’的默认叙事？与之相对，歌颂无条件信任、冒险式共情、‘愚蠢的善良’的故事和榜样，是否变少了？或者说，即使存在，也被很多人下意识地视为‘不现实’或‘高风险’？”
马强回想起自己创作《温柔的笼》和《星光与滤网》时的直觉。那些作品表达了对无形操纵的警惕，但也隐约透露出对纯粹连接变得稀缺的哀伤。此刻他明白，那种哀伤或许正是对“共情空洞”的一种艺术直觉。
（四）诊断当下：“免疫网络”的“营养”
将对过去的回溯与对当下的观察结合，团队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银河联盟“认知防疫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