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崩溃后的被迫屈服美化为‘重生’和‘救赎’。他剥夺了人原有的道德坐标系，然后强行植入一套以犯罪效忠为核心的新坐标系。人们为了生存，甚至为了那一点点扭曲的‘认可’和‘价值感’，会主动或被迫地去表演、去内化这套新标准。”
孙鹏飞补充：“这不仅控制行为，更摧毁并重建人的自我认知。它让人对自己曾经的痛苦、挣扎和人性残留产生羞耻感，而对那些被强加的、反人性的‘新品质’产生畸形的自豪或依赖。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格绑架。”
梁露作为叙事者，敏锐地捕捉到关键：“所以，在kk园区，不仅有直接的暴力恐惧，还有一种对‘正确状态’的强迫性追求——你必须表现出‘适应’、‘进步’、‘忠诚’、‘领悟’，否则就是‘有问题’、‘需要被纠正’的。整个环境营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人们去表演‘痊愈’（适应罪恶）、表演‘升华’（精通罪恶）、表演‘感恩’（对施暴者的‘挽救’感恩戴德）。真实的痛苦、困惑、抵触，都没有容身之地，必须被隐藏或‘克服’。”
曹荣荣感到一阵恶心：“他把‘治愈’和‘成长’的概念彻底污染了。在他那里，‘治愈’意味着变成更高效的犯罪工具，‘成长’意味着失去更多的人性。他建立了一套地狱版的‘成功学’和‘心理康复’模式。”
（二）镜像对比：“痊愈妄想”
将kk园区这种扭曲的“救赎表演”压力，与“深蓝咏叹”等文明出现的“痊愈妄想”现象进行对比，团队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尽管两者动机、强度和性质天差地别。
“在kk园区，是暴力胁迫下的、对罪恶价值观的‘痊愈表演’，”张帅帅尝试构建模型，“在‘深蓝咏叹’等文明，可能是一种更微妙的、自发的或社会压力下的、对‘理想痊愈状态’的‘表演’或‘自我说服’。”
沈舟分析数据：“驱动机制不同。危暐用的是恐惧、生存压力和扭曲奖励。而在接受我们疗愈的文明，驱动可能来自：一，对‘辜负外部帮助’或‘证明干预成功’的无形压力；二，集体对重新陷入创伤状态的深度恐惧，从而过度拥抱‘已痊愈’的叙事以获得安全感；三，社会精英或主流话语将‘快速痊愈’树立为新的政治正确或社会期待，排斥那些‘恢复较慢’或‘仍有问题’的声音。”
鲍玉佳指出核心：“但两者都导致了一种相似的结果：真实体验的压抑与简化，复杂性的消失，对‘不符合理想状态’部分的排斥或羞耻化。在kk园区，不符合的是‘人性’；在这些文明，不符合的是‘未完全痊愈’或‘仍有问题’的状态。都形成了一种对‘完美状态’的强迫性追求，以及对‘不完美’的隐形压迫。”
陶成文沉思道：“我们在帮助文明疗伤时，是否无形中设定了一个‘痊愈’的终点线？或者，我们的介入本身（尽管出于善意），是否给这些文明带来了‘必须快速变好以证明价值、回报帮助’的隐性压力？甚至，我们提供的‘光明叙事’模板和‘成功案例’，是否被简单套用，变成了一种新的、排斥真实复杂性的教条？”
魏超调阅了与这些文明的文化交流记录：“有可能。我们在分享经验时，自然会强调积极转变和成功案例，以提供希望和路径。但这可能被某些文明简单理解为‘应该达到的标准状态’。加之文明自身对创伤的恐惧和对稳定的渴望，可能会合力催生这种对‘已痊愈’身份的过早认定和过度维护。”
林奉超从社会规范角度分析：“这就像一种新的‘社会面子工程’。‘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治愈的、高级的文明’成为了集体认同的一部分。质疑这一点，就等于挑战集体认同，容易受到无形的排斥。于是，个体和次级群体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那些不符合这一‘完美形象’的感受和问题，导致问题被掩盖而非真正解决。”
（三）危暐的“污染”延伸：对“善”
这个发现让团队意识到，危暐的“遗产”污染可能比想象中更深。他不仅留下了“恶”的模式，其扭曲逻辑甚至可能渗透到对“善”、“治愈”、“成长”这些概念的理解与应用中。
在kk园区，危暐劫持了“进步”、“忠诚”、“救赎”、“专业”等正面词汇，灌入反人性的内涵。而现在，在有些文明，对“痊愈”、“和谐”、“升华”、“感恩”的过度或僵化追求，是否也隐约带有一种“必须符合某种外部或内部强加标准”的压迫感？尽管这压迫感来自善意或自我期许，但其“排除真实复杂性”的内在机制，是否与危暐的扭曲逻辑存在某种结构上的隐秘呼应？
梁露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治愈’变成一种必须表演的状态，当‘光明’变成一种不允许阴影存在的绝对要求，这是否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新的‘认知病毒’？一种关于‘应该如何正确变好’的专制叙事？”
马强在他的《免疫的平衡》雕塑旁，开始构思一件新作品，名为《完美的重量》。他想表现一种看似光辉圆满的形态，但其内部却充满了紧张的支撑结构和被挤压变形的部分，暗示着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