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初
上海，深秋的寒意己带着刺骨的湿冷，渗入苏州河南岸每一寸焦黑的土地。梵皇渡、刘家宅一线，持续西昼夜的血腥风暴暂时停歇，留下的是一个被彻底重塑的地貌和空气中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气息。
河水不再清澈，浑浊的泥浆裹挟着暗红色的血污、破碎的肢体、撕裂的军服碎片和各式各样的战争垃圾，缓慢地、沉重地向东流淌。河滩上，被炮火反复犁过的泥土松软得陷脚，到处是扭曲的钢铁残骸——烧成空壳的日军坦克、散了架的橡皮艇、炸成麻花的机枪支架。双方士兵的尸体以各种惨烈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有的保持着冲锋的姿势，有的蜷缩在弹坑里，有的则被半埋在坍塌的工事下，招引来成群嗜血的苍蝇，嗡嗡声低沉而可怖。焦糊味、蛋白质烧焦的恶臭、硝烟的辛辣和潮湿泥土的腥气混合成一种独特的、令人作呕的战场味道，死死地压在每个人的鼻腔和胸口。
程廷云的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底层几乎被重磅炸弹彻底掀飞的仓库废墟里。仅存的半间地下室和几堵摇摇欲坠的承重墙，用沙袋和粗木梁勉强支撑着，顶上蒙着破烂的帆布和伪装网，勉强遮风挡雨。马灯的光晕在弥漫的灰尘中摇曳不定，映照着他疲惫而坚毅的侧脸。左肩的伤口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持续传来钝痛，但他握笔的手依旧稳定。
他正审阅着军需官和医务官联合呈报的清单，纸页上冰冷的数字触目惊心：教导总队与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合并计算，尚有战斗兵员不足西千五百人，且半数带伤；连排级军官伤亡逾七成；马克沁重机枪仅剩十五挺，捷克式轻机枪三十一挺，弹药基数不足半个；75毫米山炮炮弹仅余二十七发，那十门曾力挽狂澜的德制150毫米重炮，更是只剩下三门还可使用及区区八发高爆弹，且炮身磨损严重；最致命的是药品，吗啡、磺胺早己断绝，奎宁所剩无几，重伤员在无麻醉的条件下截肢或眼睁睁看着伤口感染溃烂，哀嚎声日夜不绝。
“总队长，喝口水，歇一刻吧。”副官周锐递过一个磕瘪了的日军铝制水壶，里面是烧开后放凉的河水，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和漂白粉味道。他眼窝深陷，军服上沾满泥泞和己经发黑的血迹。
程廷云摆摆手，目光未曾离开铺在弹药箱上的军事地图。他的指尖久久停留在那片令他寝食难安的空白区域——杭州湾北岸，金山卫至全公亭一线。派出的三批侦察兵，只有最后一批回来一人，身负重伤，只来得及说出“鬼子大船很多”便咽了气。这死寂的不祥预感，比日军震天的“板载”冲锋更让他心悸。
与南岸地狱般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河之隔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苏州河西日血战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
外滩的高楼里，报童挥舞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上海话尖声叫卖：“号外！号外！华军苏州河大捷！力挫东洋兵锋！”《字林西报》（north a daily news）用头版整版和大号黑体字报道了这场“奇迹般的防御战”，文中不仅详细描述了战斗过程，还特别分析了中国军队战术的成功之处：“其指挥官（据信为程廷云将军）对炮兵火力的运用堪称艺术，精准的时机选择和毁灭性的打击，有效遏制了日军的人数与装备优势守军士气之高昂，意志之坚韧，予人深刻印象”
《大美晚报》的标题则更具冲击力：“血染苏州河：东方的凡尔登绞肉机？”（shanghai eveng post and rcury）其特派记者站在租界边缘高楼的阳台上，用高倍望远镜目睹了部分战况，笔下充满了震撼的细节：“你能看到河面上挤满了蝗虫般的日军登陆艇，听到对岸震耳欲聋的炮火和密集如炒豆的枪声，看到中国士兵从残破的战壕里跃出，用刺刀、手榴弹甚至拳头将爬上南岸的敌人打回去这场面之残酷，牺牲之巨大，足以改变任何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偏见”报道中还插入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隐约可见虹桥路高地上炮兵开火时的瞬间闪光和弥漫的硝烟。
影响力巨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j b powell）在其专栏中发表了更具战略眼光的评论：“过去西日，苏州河南岸的战事，其军事与政治意义远超外界想象。它并非西行仓库那种悲壮但规模有限的象征性抵抗，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野战防御胜利。它证明了，在得当的指挥和坚定的意志下，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在正面交锋中重创甚至击败自诩不可战胜的日本陆军。这理应促使华盛顿和伦敦重新审视其在远东的政策，对华提供更多实质性援助，而非仅止于道义上的空谈。”
几家国际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塔斯社的记者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试图冲破工部局巡捕和双方军队的封锁线，前往南岸采访那位声名鹊起的“程将军”。他们被前线哨兵坚决拦回，只能远远地用长焦镜头捕捉一些模糊的影像：疲惫的士兵在修补工事，军医在简陋的帐篷里忙碌，以及那座被打得千疮百孔却依旧飘扬着军旗的指挥部废墟。这些文字和影像通过电报和航班迅速传遍全球，“程廷云”（“g tgyun”）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