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建议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这种事对剧组和电影节都没有好处，没好处的事别做。
此外他们也会给法国方面通气，要求他们公开做出解释，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搭桥铺路，而不是设置障碍。
张主任听了建议先接受下来，看看夏纳主办方的态度再做计较，
有媒体记者询问他怎么看待法国文化部副部长贾克·朗和多家媒体对《秋菊》的批评？。
至于媒体对《秋菊》的批评和讨论，他建议从电影艺术角度出发，不要添加政治元素，也不要用政治的武器来恐吓艺术，这这种行为令人厌恶。
英国《卫报》记者询问文化部门的干涉会不会影响到本届电影节奖项评选结果。
助理为他递上今天的报纸。
福茂在看报纸时不由地倒一口凉气。
昨天在《秋菊》宣布要撤展后，有十多位电影人针对此事公开发表意见。
最让福茂头皮发麻的是原本不爱管闲事的让-吕克·戈达尔导演也突然跳出来为《秋菊》说话戈达尔导演用调侃的语气说法国文化部和副部长贾克·朗都是胆小鬼，《秋菊》只是一部电影，不是十个华夏军团，他们不需要在看到这部电影时吓得大呼小叫，什么政治电影，宣传意识形态，这样做只会让他们看起来象个小丑。
还建议他们到卢浮宫看看那里的艺术瑰宝，找一找文化自信，不要因为自身的无知文盲影响到戛纳电影节这块招牌。
喷喷。
福茂扯了扯嘴角，虽然不明白戈达尔导演为什么会站出来替一部华夏电影说话，但心里却很庆幸昨天道歉及时，今天的发布会也很及时。
要不然到了明天他也可能会成为电影界人士攻击的对象。
桌上电话响了，福茂接起来听了下，话筒里传来副部长贾克·朗气冲冲的声音。
“蒂耶里，各个奖项评选结果出来了吗？”
“阁下，我的工作不包括评奖，所以不了解这方面的事。”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不希望看到那部华夏电影获得任何奖项。”
“阁下，我不明白你这样做的目的，那只是一部华夏电影，稍微涉及一点政治内容，但并不敏感，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
福茂劝说道。
“我知道那只是一部很普通的华夏电影，也不够资格成为我们攻击的靶子，我要瞄准的也不是一部电影。”
“哦，那是为什么？
福茂疑惑地问道。
“我想你应该知道文化部门最想做成什么，也应该会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福茂放下电话，皱起眉头想了许久，忽然想起一件事，渐渐明白过来贾克·朗的意思。
从十四五世纪法国文化复兴时起，文化精英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由于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名气大，影响力大，在法国享有一定的特权。
这类人也被认为是地位超然的贵族，即使皇室和政府官员也要对他们表示尊重。
到十八世纪，法国政府任命众多文化名人担任多个部门要职，社会上流传出‘文学即国家”的特殊口号。
到十九世纪文化名人更是担任社会变革的旗手。
这种情况也导致文化名人社会地位更加崇高。
这种情况持续到二战后。
受到战争影响，世界格局及法国国内格局发生变化，文化名人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政府部门也计划推行大众文化来取代精英文化，进一步剥夺文化名人的特权，让他们服从政府部门的管理，警如根据文化名人的贡献，授予各种等级的荣誉称号。
但文艺界人士大都比较激进，不愿意接受这种管理，认为这是一种禁和驯化，会剥夺他们的话语权和创作自由。
政府部门和文艺界双方摩擦不断，发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是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
五月风暴以戴高乐政府胜出而告终。
文艺界活动转入低潮，一部分添加政府，一部分放弃斗争，目前只剩下电影行业从业者尚未驯化。
尤其是随着新浪潮电影的兴起，这批电影人骨子里充满叛逆精神，经常借用电影来批判政策，
宣扬各种思潮。
这类人也变成社会名流，受到民众的追捧，给政府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从七十年代起，文化部门试图创建电影局加强对电影作品的管理，但都因为特吕弗、戈达尔等一大批着名电影人士的反对而搁置。
文化部门也多次试图把夏纳电影节控制在手里，变成政治工具，但也因为欧美电影届人士抗议而放弃。
这次文化部门对《秋菊》的打压，也是对电影界的一次小小的试探，利用华夏电影来试探，避免与法国电影界直接冲突。
如果法国电影界对这种事反应平淡，说明他们对待政府插手电影界的行为不象从前那样敏感，
那么就可以采取下一步动作，象是猎熊一样。
可惜《秋菊》剧组不是软柿子，只受到一点点委屈就大喊大叫着不公平要撤展。
而法国电影界的反应比预料得更快更激烈，在他们刚伸出手时，戈达尔导演等人就站出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