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不仅可以优先推广自己的内容，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地边缘化或改造那些不符合我们叙事基调的‘异质’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收视率、票房、排行榜这些‘客观’数据，来证明我们的内容‘更受欢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乐静怡从商业角度提出疑问：“这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和长时间的布局，短期内很难盈利。”
“盈利不是首要目的，甚至不是重要目的。”
武振邦摇头，
“这是战略投资。想想看，当一代欧洲或美洲的年轻人，是看着我们的动画片长大，听着我们的流行音乐恋爱，崇拜着我们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向往着我们电视剧里描绘的生活方式
那么，当他们成为选民、消费者、意见领袖甚至政策制定者时，他们对南盟、对澳元区、对我们倡导的国际规则，会天然抱有多少好感？这会为我们节省多少外交成本？化解多少潜在的敌意？”
霍思华自然是从法律和社会角度思考：“这会不会引发目标国家文化保守势力的反弹？被指控为文化殖民？”
“当然会。”
武振邦坦然道，
“所以我们需要策略。
初期，淡化‘南盟’标签，多用中立的文化品牌，甚至与当地公司合作，进行‘本土化’改编。
内容上，尊重普世价值，展现多元文化甚至包括对方的文化，避免直接说教。
我们要做的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和‘引领’。当我们的文化产品足够优秀、足够吸引人时，反弹的声音会被更大的欢迎声浪所淹没。而且，”
他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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