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每年耗饷数十万两，却鲜少真正牵制后金。从法理上讲，从朝廷的威严上讲，毛文龙都该杀。
可问题是，在那个时候，不能杀。
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决断，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毛文龙虽跋扈，虽有不臣之心，却像一根扎在后金背后的刺。皇太极每次率军南下，都要顾忌皮岛的兵马会不会偷袭盛京，会不会断了他的后路。哪怕这根刺并不锋利，哪怕它偶尔会扎到自己人，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者之前，只能忍着，只能用“数十万军饷”来维系这根刺的存在。原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哪怕知道毛文龙的种种劣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中的阁老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次有人弹劾毛文龙，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没有真正想过要除掉他。
可袁崇焕不明白。他带着“五年复辽”的承诺来到辽东，眼里只有平辽大业，只有自己的军令。毛文龙不听调遣，他觉得是阻碍；毛文龙与后金有书信往来，他觉得是通敌。他看不到毛文龙背后的牵制作用，看不到杀了毛文龙会带来的连锁反应，只觉得这个人碍眼，觉得这个人必须除掉。于是，他以犒军为名，登上皮岛，当着毛文龙麾下将领的面，列举了十二条罪状，然后拔出尚方宝剑，将这位皮岛总兵斩于帐前。
崇祯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场景——皮岛的海风呼啸，帐内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毛文龙麾下的将领们，多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族人，见主帅被斩，一个个目眦欲裂，却没人敢上前反抗。因为袁崇焕手里握着尚方宝剑，握着“便宜行事”的圣旨，反抗他，就是反抗朝廷，就是谋逆。袁崇焕当时定是意气风发，觉得自己铲除了一个心腹大患，觉得自己为平辽大业扫清了障碍。可他不知道，他这一剑，不仅斩了毛文龙，还斩掉了辽东最后的牵制力量，斩掉了原主对他最后的信任。
后来的事情，崇祯比谁都清楚。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立刻给原主写了一封奏报，在奏报里，他详细列举了毛文龙的罪状，却对自己擅杀大将的行为轻描淡写，甚至在末尾说：“臣以五年复辽之誓，故敢诛文龙以肃军纪。若五年后不能复辽，臣请以斩文龙之法自诛。”原主接到奏报时，怕是气得浑身发抖——他给了袁崇焕权力，给了他信任，给了他五年的时间，可袁崇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擅杀了一位手握重兵的总兵！他想治袁崇焕的罪，可转念一想，辽东已无第二人能担起督师之职，若是杀了袁崇焕，谁来对抗后金？谁来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
最终，原主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他不仅没有治袁崇焕的罪，反而下旨褒奖他“执法严明”，还命户部尽快拨付皮岛的军饷，安抚毛文龙的旧部。可这道圣旨背后，是原主深深的失望与猜忌——这根刺，已经扎进了他的心里，再也拔不出来了。
而皇太极，无疑是这场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毛文龙一死，皮岛的军队群龙无首，虽经袁崇焕整编，却早已没了往日的战力。皇太极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率领大军，绕开山海关，从蒙古草原南下，直扑大明的心脏——北京。
崇祯想起史书中记载的那次京师之围。后金铁骑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下，整个京城人心惶惶。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领关宁铁骑星夜驰援，在北京城下与后金展开血战，最终击退了皇太极，保住了北京城。可这场胜利，却成了袁崇焕悲剧的开端。
“若不是你杀了毛文龙，皇太极怎敢来犯？”“若不是你许了五年复辽的空话，朝廷怎会把全部希望压在你身上？”“若不是你擅作主张，怎会让京师陷入险境？”无数的疑问，无数的指责，像潮水般涌向袁崇焕。而原主心里的猜忌，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觉得，这一切的灾祸，都是袁崇焕造成的。他杀了毛文龙，断了牵制；他说了空话，误了国事；他驰援京师，却没能阻止后金劫掠京畿。于是，当后金的反间计传来，当有人说袁崇焕与后金私通时，原主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后世总说原主昏庸，说他中了反间计，说他错杀了忠臣。可崇祯心里清楚，反间计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让原主下定决心杀袁崇焕的，是日积月累的失望，是早已埋下的猜忌，是对“五年复辽”承诺的破灭，是对京师之围的恐惧。
“陛下？”见崇祯久久没有动静，王承恩又小声唤了一句，心里的不安更甚。
崇祯回过神，低头翻开手中的文书，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三司会审的初步结果——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属实，纵敌入关属实，但通敌之罪暂无实据。他轻轻叹了口气，手指在“擅杀毛文龙”几个字上反复摩挲。
他知道，自己不能重蹈原主的覆辙。袁崇焕虽有过错，却罪不至死；辽东虽糜烂，却仍需这样一位能战的将领。杀了袁崇焕，固然能解一时之气，却会寒了边关将士的心，会让辽东局势更加糜烂。可若是轻饶了袁崇焕，又难以平息朝堂的非议，难以安抚京畿百姓的怨气。
御书房的烛火渐渐暗了下来，崇祯靠在龙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断闪过辽东的烽火、朝堂的争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