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十一月的时候，西安总兵府。
天刚蒙蒙亮，城里的公鸡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鸣，总兵府的书房却已经灯火通明。李健披着件厚厚的棉袍，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是刚沏的，热气袅袅上升，在他眼前绕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有个特别像只兔子，就是耳朵长了点。
书房里坐着几个人，个个神色凝重。卢象升穿着他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官袍，腰板挺得笔直，像根标枪；黄宗羲和顾炎武并排坐着，两人都穿着文士袍，但风格迥异——黄宗羲的袍子干净整洁，顾炎武的却皱巴巴的，袖口还沾了点墨汁；李定国一身戎装，坐在那里像尊铁塔；曹文诏则半眯着眼，像是在打盹，但谁都知道，这位耳朵灵得很。
桌上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报告，封皮上写着“河南密报”四个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间写成的。
“人都到齐了？”李健放下茶杯，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到齐了。”卢象升答道，“安全司的人在外面候着，随时可以问话。”
“让他进来。”
门开了，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穿着普通商贩的衣服，走路时脚步很轻，像只猫。他叫王三运，是安全司在河南的暗探头目，昨晚连夜从潼关赶回来，跑死了三匹马。
“参见总兵，各位大人。”王三运行礼，动作干净利落。
“辛苦了。”李健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慢慢说。”
王三运没坐，站着汇报：“总兵，河南局势有变。李自成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卢象升问。
王三运从怀里掏出一卷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是属下整理的详细报告。简单说，李自成在开封转围困后，突然去洛阳改弦更张，决心不再当流寇，开始学咱们学总兵在陕西的做法。”
黄宗羲和顾炎武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讶。
“具体说说。”李健道。
王三运清了清嗓子，开始汇报：“第一，严明军纪。李自成颁布了《军纪十条》，严禁滥杀、抢掠，违者斩。还任命了李岩为军纪御史，先斩后奏。属下亲眼看见，有个叫王二麻子的老兵抢了百姓的鸡，被当众打了一百军棍，打得皮开肉绽。”
“李岩？”顾炎武皱眉，“是不是那个河南杞县的举人？”
“正是。此人出身富户，却投了流寇，在顺军中一直主张仁义，现在被李自成重用。”
卢象升冷哼一声：“书生意气。流寇就是流寇，披上羊皮就能变羊？”
王三运继续说：“第二，设官分守。李自成以洛阳为根基，开始任命官员治理地方。有从义军中选的，也有招降的明朝官吏。最轰动的是陈奇瑜——原明朝五省总督，现在投降了李自成，当了河南布政使。”
“陈奇瑜？”曹文诏睁开眼，眼中闪过寒光，“这老东西当年围剿流寇时手段狠辣，现在倒投降了。真是越老越没骨气。”
李定国插话：“陈奇瑜有能力，但贪生怕死。当年车厢峡围困李自成，本来能全歼，却因为受贿放水这事朝廷都知道，只是没人敢说。”
“第三，”王三运继续，“丈田分地，三年不征。李自成在洛阳试行分田，把荒地、恶霸的土地分给流民，还发种子农具。百姓百姓开始信他了。”
书房里一片沉默。只听到炭火在炉子里“噼啪”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李健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张哗啦作响。窗外，西安城正在苏醒，炊烟袅袅升起，远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热乎的油条——刚出锅的热乎油条——”
这声音让李健想起纺织坊的女工们，她们现在该起床了，该吃早饭了，该上工了陕西正在变好，可河南也在变。
他关上窗，转身：“李自成现在有多少兵力？”
王三运回答：“号称百万，实际上四十万左右。能战的老兵约十五万，其余多是新附的流民——就是分田分地吸引来的。”
“粮草呢？”
“洛阳、南阳等地府库充实，缴获了大量存粮。加上今年河南部分州县秋收，支撑到明年夏天没问题。”王三运顿了顿，“而且李自成开始屯田了，让军队闲时种地，自给自足。”
“屯田？”黄宗羲眼睛一亮，“这倒是新鲜。流寇也懂得屯田了？”
“是李岩的主意。”王三运道，“李岩还办了学堂，培养官员；发布了《剿兵安民檄》，痛陈明朝罪恶，宣扬大顺宗旨总兵，李自成现在，不像流寇，倒像倒像个争天下的。”
这话说出来，书房里的气氛更凝重了。
曹文诏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河南的位置：“总兵，李自成若真在中原站稳脚跟，下一个目标，要么西进陕西，要么北上北京。无论哪条路，对咱们都是威胁。”
他转身，看着李健：“要不要趁他立足未稳，出兵讨伐？末将愿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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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没有立刻回答。他重新坐下，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但他还是喝了一口，苦得他皱了皱眉。